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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中天津人民示威遊行的隊伍
“五卅”運動中天津各界聯合會宣傳隊乘車在東馬路演講、散發傳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援助紗廠的街頭宣傳演講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學生、工人13人，傷者不計其數。南京路上一片腥風血雨，這便是舉國震驚的五卅
慘案。消息傳到天津，立時掀起軒然大波……
面對如此血腥的行爲，民風淳樸、俠義心腸的天津人怎能袖手旁觀？但面對強大的對手，單憑個人或者一個團體的力量又怎麼能行。只有通過聯合，組成強大的團體，敵人才能害怕。
抗議暴行成立各界聯合會
天津各界聯合會在這時應運而生，6月3日，由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發起的各界代表齊集一堂，商討聲援上海同胞的對策。如果沒有這次聯合，天津的各個團體恐怕還會各自爲戰。此次聯合的成功，讓後來的人們感到了團結的力量。組成各界聯合會的團體分別是：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同志新劇社、磚瓦商研究所、東馬路福音堂、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公民救國團、學術演講會、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學生聯合會、布包同業會、童子演說團、醫藥救國團、乙種工業學校、教育研究會、基督救國會、救國聯合會、西門北工商自決團、民生研究會、玻璃同業會、志誠救國團、決心救國團、青年學會。其成員之中，不乏人們熟悉的代表名字：鄧穎超、安幸生……
各界聯合會經過代表的一致決議，除提出罷工、罷課、罷市、遊行示威的計劃外，同時向政府提出八項交涉建議：一、撤換駐滬英領事；二、兇犯交中國官廳懲辦；三、英日政府向中國政府道歉，並保障不再有此暴殘舉動；四、釋放被捕華人；五、賠償傷亡損失；六、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七、取消不平等條約；八、不準外人在華駐兵及設警。
上海代表剛到天津被綁架
五卅運動掀起後，上海工人學生立即舉行了全市罷工罷課，同時上海學生總會爲了取得各地的支持，向各地派出代表，介紹上海的情況並取得各地的支持。當太古公司的輪船載着四名學生代表由滬至天津時，意外發生了。
輪船剛剛停泊，上海學會派來天津的王、沈、趙、文四位代表就發覺情形有些不對。按理說碼頭上應該都是前來接站的人，但此時的碼頭卻軍警林立。四位代表滿腹狐疑地拎着箱子走下舷梯，剛剛踏上陸地，突然，一羣身穿制服的巡捕就圍了過來，爲首的一個英國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漢語問道：“你們從上海來？是不是學生代表？”“是，你們要怎樣？”其中的一位學生代表挺身站出來。“對不起，你們不能上岸，回到船上去，這裏不歡迎你們。”英國人蠻橫地說道。“這裏是天津，我們中國人的土地，爲什麼不讓我們上岸？”代表們爭辯道。“這裏是大英帝國的租界，就是歸我們管，我說不讓你上岸，就不讓你上岸。把他們帶回船上。”英國人向周圍的巡捕命令道。
“你們欺人太甚，打倒帝國主義！”代表們被幾名巡捕架着又回到了船上，在掙扎中代表們也沒有忘了向英國巡捕示威。不過，岸上的中國人也無能爲力，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巡捕們塞回了船艙。
轉天，四名上海代表被扣押的消息傳到各界聯合會，聯合會代表趕到英租界巡捕房交涉，但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人已經回上海了。”但幾天後從上海傳回的信息是，派往天津的代表查無音信，四名學生代表是生是死，一時成爲不解之謎。
工人罷工天津籌款來救急
上海工人的罷工，吹響了反抗帝國主義的號角，一時間，英日企業頓時陷入困境。但舉行罷工的工人同樣也面臨難題：工作不做，難有錢來維持生活。
聲援雖然有所幫助，但卻不能解決上海罷工同胞的實際生活困難。南開大學滬案後援會、教職員委員會提議：南開中學、大學、女中三方面速籌3000元，中學擔任2000元、大學800元(學生籌集六七成、教員籌集三四成)、女中200元。鄒良驥提議由大學同學每人各捐2元，郭鳳鳴提議將此次慘案及其他亡國慘情，編成新劇排演，並將演出票款送滬。
南大滬案後援會交際股也召開會議，討論接濟上海工人捐款事宜。按照不同的捐款類型，分成甲組：沿門捐款；乙組：向私人捐款；丙組：校內捐款。討論決定後，當天下午分頭出發，在甲組的郭鳳鳴、曲誦芬、劉良治、王葆華等幾位大家閨秀，手持捐款箱與演講小旗，走街串巷，逐門逐戶挨家徵集捐款，在南開學堂大街、北馬路、東馬路、東南城角，數家鋪戶試行募捐。不到半天時間，已捐得十餘元(相當於當時普通三口人家一個月的收入)。幾位女生的優異成績給了交際股的同學們很大鼓勵，當晚決定由股長黎紹基轉天向天津的各位大佬們定向募捐，如前大總統黎元洪、王佔元、田中玉、朱桂莘等人以及中興公司、中原公司等，都成爲募捐對象。
南開大學滬案後援會第一批捐款共募得大洋5900元，其中教職員共捐洋429元，學生共捐大洋453元，代募共大洋5019元。經過多次募捐，又先後募集了兩筆捐款，總數爲12600多元。在學生們的帶動下，天津社會各界也踊躍捐款，化解了上海罷工工人燃眉之急。
開放園林溥儀賣票救工人
天津各界援助上海工人的熱潮同時驚動了一個人，他就是剛剛從北京遷來天津“避難”的末代皇帝溥儀。這位末代皇帝經歷了馮玉祥逼宮的歷險經歷，深居簡出，很少踏出天津的居所———日租界張園。但不常出去轉轉並不是說不了解外面的局勢。
上海慘案，天津各界的聲援，通過報紙、下人們的稟告、前來問安的客人，這些情況都沒有逃過他的視線。儘管已經退位多年，溥儀在自己的宅院中還保留着皇帝的派頭，聽說自己的“子民”(至少過去是)，遭到如此的不公正待遇，皇帝的心也有些不好受。按照過去皇家的作風，如果某個地方的百姓沒有飯吃，皇帝至少要減免些稅賦或者發給些賑災救急的糧食。可是，此時的皇帝空有想法，卻實在拿不出現錢來(幾年後，皇帝還要靠賣東西過日子呢)。怎麼辦呢？
有了。溥儀連忙差人捧上紙筆，刷刷點點，書信寫成。原來，溥儀想到北京還有皇家園林頤和園屬於自己支配管理，如果向公衆開放，收些門票，老百姓豈不感念皇帝的開明與體貼百姓！於是，溥儀寫信給北京的父親載灃，告訴他將頤和園對外開放20天，每位入園遊客收取門票兩角，將這些門票款匯到上海，作爲體貼子民的一片心意。
萬人遊行市民反帝表決心
上海五卅慘案餘波未平，漢口英軍又發生屠殺中國示威人員的慘案。6月14日下午一點，羣情激憤的天津人在南開中學操場，舉行了萬衆一心市民大會。到會者有二百餘團體，約十餘萬人。各界聯合會主席團成員夏琴西、鄧穎超、郭靜華、張輔林、範潤生等人分別上臺演說，揭露英日殘殺中國同胞的罪行。演說員慷慨激昂的陳詞，深深打動在場聽衆，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當場暈倒於地，僅經新醫學校救護隊救治者就達三十餘人。
下午四點鐘，規模宏大的大遊行開始，各界隊伍依次從南開操場出發，前有自行車隊，約有二百餘人引導。首先是女學生、男學生、各男女小學、各報館、各同業會、各法團、各團體、各工廠，最後爲各界公民。隨隊的各校童子軍、血心團等在兩旁維持秩序。鑑於滬漢各界遊行的風潮，督辦李景林深恐各界遊行人員闖入租界，發生事端，趕忙由小站調動第一師軍隊一隊，保安隊也全體出動，凡通租界的各路口皆有軍警結隊駐守。各界遊行時，軍隊所守衛的街巷路口，一概禁止行人，即使外國人也不讓通過。
經濟制裁教師出招治洋人
連續幾天的罷工、罷課、罷市活動，將英、日兩國的租界幾乎變成了“無人區”，中國人紛紛搬離這兩個租界，另覓他處。但全市的罷工罷課罷市活動依然不停，大有擴大之勢。南開大學的一些教職員看到此種情況，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用經濟制裁英、日商人。
教師們提出“斷絕交易，不買英日貨物，也不賣貨物與英日人民。不用英日銀行的鈔票，不在英日銀行裏存儲款項，已存者即速提出。不乘英日公司的船，不用英日公司的轉運。不替英日人做事，與他斷絕僱傭關係。”按照教職員們的想法，英國與日本商人在中國的生意一旦做不下去，兩國政府必然要對以前的事情承認錯誤並向中國人民道歉，而加在中國頭上的不平等條約也會因此而取消。
針對可能出現的過激行爲，教職員們一再提醒市民不要衝動，對於學生，教職員們認爲，罷課可以抗議，但學校若非英日所主持的，就沒有必要全體罷課。除了英日開辦的學校外，其他學校停課還是一二天爲好，應更加努力求學，以備以後的奮鬥。
同樣，對於商人的罷市，老師們提出，這一時期正是國人謀劃削弱外國商業勢力的時機，可以逼迫洋人停市，但決不可自己停市。洋人生意減一分，本國的生意應加一分，這纔是正當辦法。只要萬衆一心堅持勿懈，推行經濟絕交的政策，不出幾月，英日的商業就會受到沉重打擊，銀行關門，公司停業，外國的強權必然在中國低頭服輸。
制裁生效洋商磕頭苦求饒
經濟制裁的辦法確實起到了不可小視的作用，雖然沒有用槍炮直接攻擊，但洋商望着滿貨棧賣不出去的貨物，感覺比用槍炮殺了他們還要難受。
南開大學滬案後援會師生經濟絕交研究社對於英國紙菸之調查：中國人每年從英日菸草公司買14000萬元的香菸，從自己的公司只買3000萬元的香菸。如果把14000萬元分給天津人，每人每年可得230元(天津當時人口60萬)。通過計算對比，天津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天呀！每年我們爲英國人“送”上這麼多錢，他們還欺負我們，太沒有“良心”了！
制裁！不抽英日兩國煙！英國永泰和菸捲公司及日本三喜紙菸公司在未受抵制之前每日收入十餘萬元，而中國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每天不過賣三四千元。
自與英日經濟絕交後，這幾天永泰和與三喜兩公司每日只行銷貨物數百餘元，而後每天不過五六十元。而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銷路已漲至6萬餘元以上，其忙碌情形大有供不應求之勢。眼看生意日漸衰落，英日菸草公司只好想出“利誘”的法子，英日菸草公司兩位推銷員來到各飯莊勸購該公司紙菸，並答應每月贈送5元。沒成想，天源樓飯莊的老闆劉佐臣不吃這一套，不但不爲利誘，反聯合蓬萊春、晉陽樓、松竹樓、同福樓等飯莊，對於英國紙菸嚴厲抵制，把兩個推銷員罵了出去。
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進行了16個月，1926年10月，經上海廣州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鄭重討論，才決定自動結束罷工。天津的聲援活動，也隨之落幕。(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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