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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走下鄉 上學不要錢
平民千字課 文字配圖片
1924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津郊大地，突然被一羣來自城裏的讀書人叫醒。這羣讀書人並非來此郊遊作詩，也不是野餐釣魚。他們走街串巷，遇到學齡的孩子就停下來，和顏悅色地問：“幾歲了？想不想上學識字呀？”被問到的農家小孩怯生生地說：“想。可我們家沒錢。”“上學不要錢！來，告訴我們你叫什麼名字，過幾天讓你爹媽送你去上學。”
告訴農民要識字
平教運動走下鄉
“不花錢就能上學？”當孩子的爹媽聽到這一消息，一時竟然不敢相信。村裏的農民絕大多數不識字，如果誰家能夠有個上學的學生，全村都要高看一眼。
“先生，您不是拿我們窮人開心吧？”這家人半信半疑地問。“真的，絕對不要你們孩子錢，如果你們也想識字，也可以到我們的學校來。”“學校，什麼學校這麼好，上學不要錢？”“平民學校。這是縣長親自定的，你們誰想識字，都可以到平民學校來。”
平民學校到底是什麼樣的學校，而爲什麼在這裏上學又不用交錢呢？這又得從當時的時代背景說起。1923年6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世界教育聯合會提出了“祛除文盲案”。接着，由朱其慧(前國務總理熊希齡的夫人)任董事長、“國際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爲總幹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北京成立。目的是通過對農村人口的識字教育，減少農村文盲人數，提高整體國民素質。
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成立，也刺激了近在咫尺的天津。與其他大城市相比較，天津周圍的農村(天津縣管轄區域)不識字人數也不在少數。從學齡兒童詢查表反映出，按照就學人數與學齡兒童數相比較，就學人數多者不過百分之二十幾，少者尚不及百分之十，百分之八十的孩子竟然失學。
軍閥混戰時期，“失學者日見衆多，而人民之智識，亦愈形低落。”握着筆桿子的文人豈是統帥槍桿子的各位督軍們的對手，但誨人不倦的教育界人士對於教育的認識卻沒有改變，天津縣教育局在1924年1月提出，現有各學校，利用其空餘時間(即每日下午散課後，至夜間就寢以前)及其一切設備(如講室、桌椅、黑板等)，招收失學兒童，或不識字的成年人，分班教授。教員由該校教員或熱心人士擔任。教育局承擔教員少量津貼及少數雜費(如在夜間須用燈火)。根據縣教育局計算，由於學校並沒有過多投資，且有公益性質，一年的經費有30多塊錢足以應付，課程則以識字(平民千字課)以及簡單應用算術爲主。而這樣的學校，就稱爲平民學校。
平教大師到津門
傳授畫說《千字課》
1924年6月10日，平民教育的熱心提倡者朱其慧、晏陽初、傅若愚抵達天津，他們的到來，爲剛剛起步的天津平民教育增添了信心。
按照天津教育促進會的設想，平民教育的課程設定爲4個月，每天上課時間爲兩個小時，只要能夠讓這些不識字的孩子與大人，掌握基本的識字數量和簡單數學算法，即爲達到教育目的。但在4個月內用什麼樣的教材，才能夠讓被教育者很快接受，而不產生畏難情緒，確是十分重要。這時，有着20世紀平民教育家之稱的晏陽初，爲教學者提供了自己的傑作，也可以說平民教育的“統一”教材———《平民千字課》。
晏陽初在天津各界的歡迎會上介紹說，1918年夏，他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即赴法國戰場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持的爲華工服務的工作。晏陽初到達法國普藍的服務中心，當地有5000華工。他爲他們代寫代讀家信。晏陽初想到如能教華工們識字，讓他們逐漸能寫簡單的家信，比之於代他們寫讀家信，要更有意義。於是他從中文字典和國內的報紙雜誌中選取常見文字，編成若干單字語句，再與華工日常習用口語綜合比較，最後集納了一千餘字作爲基本教材。
晏陽初赴法一年後，回美完成學業。1920年初夏，晏陽初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8月，晏陽初重返離別8年的祖國。他到上海後即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主持智育部新設的平民教育科。通過調研，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在國內推行平民教育，不能採用在法華工教育的教材和辦法，因爲兩者的生活有種種不同。他想出的辦法是：每日午後或晚間，利用掛圖和幻燈等工具，教平民學習白話文的“千字課”，於4個月內讀完。
晏陽初在法國編的“識字課本”是實地經驗選訂基本詞彙。在國內他發現南京東南大學教授陳鶴琴正在研究“語體文應用字彙”———蒐集兒童用書、報紙、雜誌、小學課外讀物、古今小說、雜類6種語體文，共計554489字，歸納重複用字後，計單字4488個，再用科學方法制作“用字次數”。其中最常見的1000個字，恰與晏陽初在法國選訂的“千字課”中的800餘字相同。晏陽初在新編《平民千字課》時，就參酌這兩方面作選字標準。
1922年2月，青年協會書局刊行晏陽初主編的《平民千字課》出版，全書共96課，分4冊，每冊24課，每課有10或11個生字，供平民學校4個月用。晏陽初在每課生字旁，附書注音字母，以便讀音，這是他將法國華工隊教讀中文生字及注音字母的方式融合爲一。書中每課前有圖畫一幅，把課中的意義，描繪出來，幫助學生明瞭課意，並引起他們的興趣。《平民千字課》除認字之外還注重常識，這比起當時的其他課本，更是一大進步。
制定平教大計劃
各種學校齊上陣
在社會各界舉行的歡迎會上，晏陽初提出了又一新主張：平民教育的組織形式，不必求其統一。方法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只要能夠推行平民教育，各種方法都可以拿來使用。熱情的討論聲中，天津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歡迎會上同時成立，董事、幹事一併選出。
看到天津縣境內學齡兒童及成年失學者人數過多，天津縣縣長與屬下也同時制定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平民教育計劃：成立義務學校1000處，平民教育學校200處。這些義務學校的來源，先由全縣私塾臨時擔任。將全縣分爲4大區，每區設立傳習所3處，每處招考50人，共計600人。3個月畢業後，即充爲各平民義務學校教員。教授課程同樣爲《千字課》。根據農人空閒時間固定人數，4個月一期，共教授10000人。
天津縣的宏偉計劃也讓天津警察廳感到不安。警察廳原有的貧民學校，每年的畢業生送入工廠、商號者無數。雖然稱爲貧民學校，實際上只是教人如何做工，真正的學習識字卻成了幌子。據說，貧民學校的“學生”，每年通過爲學校加工產品，給學校的開辦者帶來不菲的利潤。
得知天津縣即將成立平民義務學校的消息後，警察廳廳長楊以德馬上致函天津縣教育局，表明貧民學校經過多年慘淡經營，已經有學生6700餘名，學校基金極爲充足。爲了普及貧寒子弟，貧民學校擬擴充生源；其學校內容，也重新整頓；將來畢業生，與高小銜接，並更名爲某區警察義務學校。但苦於教師人手不足，希望縣教育局籌議辦法，爲其聘請教員，造福平民百姓。天津縣教育局對此也不好反對，只好用師資力量緊缺，希望自行解決，搪塞了過去。
婦女爭進掃盲班
聲勢浩大的平民教育運動很快在津掀起高潮，讓平教運動組織者始料不及的，則是天津婦女主動要求接受教育，比其他地方的行動又前進了一步。
7月25日，天津女權請願團致函教育局要求備案。女權請願團負責人聲稱：鑑於我國失學姊妹極衆，不但對於女性自身不利，而且不能很好地教育子女。天津女權請願團準備成立第一婦女義務學校，補救婦女教育的空白。婦女義務學校的課程並不複雜，以國語、算術、珠算、尺牘、家政、手工、圖畫、修身爲主要內容，兩年內讀完普通初級小學課程即爲畢業，每門課程超過60分爲合格。
考慮到許多婦女多數是家庭中的“主力”，既不能耽誤學習也不能影響做家務，學校將她們的學習時間定爲每天兩小時，由下午一點半至三點半，星期日放假。準備成立的婦女義務學校並沒有將招生目標定的很高，第一期學員只招一年級及二年級兩個班，每班20人，學費全免而書籍自備。非常有意思的是，婦女學校的學生，從12歲以上到40歲以下均可以報名。
免費教育生誤會
天津義務平民教育會成立後，社會各團體無不極力贊助。河東平民教育運動促進會宣傳股員郭麗泉、蔡耀廷洽在西樓村一帶演說。該村德利工廠經理李奎元與郭、蔡接洽後表示，願出資在該工廠內設立平民學校一處，讓各工徒得到教育。同一天下午，郭麗泉等人在法租界演說時，天祥號經理動員職工30多人立刻報名參加識字課，其原因就是不識字的店員佔多數，怕被人騙。
平民學校的宣傳員在市區附近的農村受到人們的歡迎，但在離市區較遠的郊區，卻也經受了農民的白眼。儘管不識字給他們帶來過苦惱，但在追求生計面前，上學識字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天津葛沽鎮平民教育幹事會會員，組織幾所學校的師生遊行了半天，還是沒有募集幾個願意上學的孩子或大人。這讓羣情激昂的師生們感到難以理解。在勸說過程中，原先對他們恭敬有加的農民，有的嚇得躲了起來，有的只在那聽着，問他怎麼回事，他也不說，第一天的演說大會就在沉默中結束了。
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搗亂呢？官立小學校校長燕麗宸心中盤算。燕麗宸在鎮子裏有許多親戚，通過多方打聽，終於明白了受到冷落的原因。“你們是不是替軍隊徵兵啊？”燕麗宸的一個親戚偷着問道。“徵嘛兵？我們就是教你們學認字。”“有人說你們是替某個大帥徵兵來的，要不怎麼讓鄉親們先認字？”
明白了其中的原因，第二天的宣傳又改了形式。這次師生們在鎮子裏一邊走，一邊講演：“各位不要疑惑，快去到平民教育學校上學去吧。你知道這‘平民教育學校’是怎麼一回事情麼？這就是叫平常的人民都認些字，會些算法呀。因爲人若是會寫、會算，就有做事的本領。不光是自己可以發財致富，國家亦可沾些光，富強起來了。現在國家所以開辦平民教育學校，就是這個意思。並不是叫人們去當兵啊！這個又不要你花錢，每天只上兩小時的學，也耽擱不了你做事。四個月就畢業，日子也不多。各位想想，這是多麼好的事，以後再想去上學，就怕沒有這樣的機會啦。”經這麼一解釋，農民們心頭的疑團終於逝去，報名的人也開始多了起來。
隨着平民教育的深入普及，爲此項活動編輯的《天津縣推行普及教育紀實月刊》真實地記錄了每月各區各校的實況。爲平民教育學校出資捐產的熱心人士層出不窮。到1929年，天津全縣共有平民義務學校69所，教員115人，義務教員多人，畢業學生3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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