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津市文史館館員、退休教師許杏林先生向有關部門提出一個新的建議———是否可以恢復女子中學、女子大學。如果這樣,天津教育又將出現新的特色。
回顧天津教育的歷史,從“女子無才便是德”,到女子同樣享受受教育的權利,整整走過了500年的時間,1905年,女子學校在天津正式出現。
“我太姑是天津第一批女教師”
1905年,天津歷史上第一個女子學校———普育女子學校開始招生。與其他學校不同的是,普育學校專門招收小女孩,不管貧富,只要能夠交納象徵性的一點學費,自家的小女孩就可以到這裏上學唸書。普育學校位於鼓樓西板橋衚衕,校舍的前身是火神廟。
女子學校既然是招收女生,那麼也必須有女老師,這可讓當時的學校創建者溫世霖倍感頭疼。“我祖父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太姑陸闡哉當時在城裏非常有名,周圍的鄰居尊稱她爲‘陸大姑’。她不但會各種針線活,而且從小就在家裏的培養下,寫字背詩,十幾歲時文才已經得到一些老先生的認可。更主要的是,我的太姑陸闡哉思想相當解放,對封建禮教的東西向來不理會。所以,當普育女學請她當老師時,我的太姑很痛快地答應了。”陸惠元先生介紹說。
談起太姑陸闡哉的執教經歷,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陸惠元告訴記者:“1900年以後,全國開始改良教育,科舉被取消了,隨之建立了不同數量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天津也開始了廢廟興學,當時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林墨青先生。在普育女學開設的同時,由林墨青先生創辦的女子小學也開始招聘女教師。林墨青的好友,同時也是我家親戚的著名教育家陳哲甫想到了我的太姑。”
陸闡哉先生(教育界對她的尊稱)不但答應了陳哲甫的請求,而且挨家挨戶地勸導學校周圍的家庭,送自己的女孩來學校上學。經過林墨青與陳哲甫等人的努力,金、喬兩位士紳同意出資成立兩所女子私塾。但場所有了,學生的生源卻成了問題。“當時許多家庭根本不同意女孩上學,再加上我的太姑不纏足,而且勸說那些家長也不讓女孩纏足,讓那些家庭感到十分緊張,認爲這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收效甚微。在私塾性質的女學受阻後,林墨青先生又成立了官立女子小學,我太姑被聘爲西門裏準提庵官立第三女子小學的教務。可是,林墨青先生對於官立女子小學的招生規則太苛刻,如果女生入學,必須能夠寫出曾祖、祖父、父親三代人的名字,並且身家必須‘清白’,是書香人家,否則不收。這些條件限制了想上學的普通勞動家庭,所以學生僅侷限在一些富人子弟。我太姑對這種做法持反對的態度,但人微言輕,也無法改變事實,所以在普育女學邀請她做全職教師時,我太姑馬上辭去了官立第三小學的職務。”
“1915年,太姑陸闡哉因操勞過度去世,年僅49歲。天津全城女學師生齊集普育女學,爲我的太姑———陸闡哉先生舉行追悼會。所收輓聯,竟然有不少是南方教育界人士所送。”
普育女學專項教育開先河
建立普育女學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學校的創辦人溫世霖先生,他曾和孫中山一起進行革命,反對滿清,被清朝政府發配到新疆,回來後毅然辦學,以求教育救國。
據陸惠元介紹,其祖父陸辛農與溫世霖同是同盟會會員,而且陸辛農加入同盟會就是溫世霖介紹的。從祖父晚年的回憶中得知,溫世霖建立普育女學曾遭到當時主管教育的官員反對,不批准他成立這樣的學校。“溫世霖先生與火神廟的僧人談好了辦學的意向,學校佔用火神廟的大門和前殿,後殿仍然擺放神像。但到管教育的官員處登記時,那個人百般阻撓,直到溫世霖拉着他要找縣知事評理,那個阻撓的官員才只好批准。”
在普育女學首批女教師中,許多人都出自大家名門。小小的小學校中,就包括了張祝春(張伯苓的妹妹)、陶淑修、陸闡哉等。陸惠元聽祖父說,太姑一個人分別教“國文”、“歷史”、“算學”、“作文”等多門功課。辛亥革命前,天津成立了女子師範學堂,她作爲旁聽生隨班學習,並拜曾任《大公報》主筆的名書家、文學家顧書度爲師,學習時事論文的寫作,受益匪淺。同時,太姑又將自己的知識全部教授給學生,學生們與太姑關係特別融洽。
普育女學除主科外,最吸引人的是體育課。過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姑娘們,整齊列隊,首先按女教師的口令進行走步、編隊、穿梭般地變換隊形,然後做徒手操或器械操等。更有趣的是,每到星期六下午,全校學生都帶了椅子,排隊進入臨時搭建的禮堂,依次坐好。五六年級的大姐姐登臺表演舞蹈、歌劇、話劇。此外還有辯論會,有才能的姑娘真不簡單,誇誇其談,你爭我辯,臺下的一羣小妹妹都聽傻了。
學生防早戀男女不同堂
與天津勸學所順水推舟的做法相反,當另一位教育會代表提出中學也實行男女合校後,立刻招來一片反對聲。
1923年10月,直隸省涿鹿縣教育會會長全景鈞爲反對男女合校一事,上書省議會,要求禁止男女合校。他認爲,男女合校,利少弊多。男女合校,在外國則爲等閒之事,在中國則爲不良之舉。數千年的風俗禮教差異,男女合校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小學校皆系幼童,合校沒有不妥之處,中等以上學校,應該一概禁止,以重教育,而維風化。全景鈞的說法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反對男女合校的人終於佔了上風。
遠在天津幾百裏外的張家口,此時發生了又一件新鮮事:1922年下半年,宣化的第十六中學實行了“男女合校”,實際上女生在另外一個課堂上課,不與男生合班,而且寢室、自修室都不在一個院子,男女界限,防範極嚴,不過附設男中學以內。但這樣的做法也受到了處罰,1924年初,大膽改革的宣化第十六中學校長被撤職,女生要求遷到女校求學。
直隸省議員王廷元,是男女合校的堅決反對者,在當年的省議會上,帶頭提出了禁止中學男女合校的建議,但沒等王廷元的提議通過,來自一封學生家長的請願書就已經遞到議會的案頭。懷安縣女生家長李鍾景替學校辯解說,兩年來耳聞目睹,從未見有何不名譽之事發生。如果合校真的有問題,家長肯定也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求學,或轉入其他學校。口北距京津較遠,不如京津學校林立,若至京津求學,往來旅費就已經令家中囊中羞澀。況女生遠遊,其困難百倍於男生。現在第十六中學校招收女生,方便了求學的女孩,也爲家中節約了路費,這是多麼好的事情。如果不讓女孩上學,當官員的心裏能過意嗎?
家長出於實際的考慮,開始贊成男女合校,但後來的形勢將這一希望化爲泡影。1925年,直隸省署發佈訓令:禁止男女同校;男校附收女生的,所有女生必須送到其他女校插班學習,不準絲毫通融。另外還規定,凡在校女生嚴禁自由結婚;男女學校的教職員查明是自由結婚、沒有經過家裏老人同意三媒六證的,學校將一概辭退。更可怕的是,如果女校男教員與女生有戀愛情節,按照普通刑律嚴加治罪。
學生評論禁早戀
陸惠元先生畢業於鈴鐺閣中學(時稱官立三中,解放後爲天津三中),當時的官立三中是典型的男生學校。“我在學校的那幾年,學校沒有一個女教師,甚至不設立女廁所。”對於這些,老人已經感到習以爲常,“我們當時對於男女合校或分立,並沒有太多的想法。早戀的情況那時也有,即使男女分校,這種事也有發生。如果用現代的眼光看,這就是青春期的特有情況,只要學校、老師、家長疏導好了,不會產生不良的影響,過去的管理者對這種事看的太嚴重了。”
張瀾生先生的中學時代在天津公學(即後來的耀華中學)度過,天津公學是當時僅有的男女合校的學校。“雖然是男女合校,但男女生在兩個教學樓內學習,雙方互不打擾。但是,在課餘時間,學校組織活動,比如演戲、演講,辦刊物,需要男女生合作,這時才能在一起。不過,當時的我們只是談‘工作’,也比較拘謹,沒有其他的想法,畢竟還都是孩子。到了高中後,有些男生開始和女生接近,但他們只是在校外‘聯絡’,在學校裏還是要保持一定距離。儘管那時校方沒有出臺規定禁止男女生交往,但那種無形的‘框框’在起着作用。”
男女合校八十年
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依然在近代教育中延續,即使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新建立的民國政府也沒有將男女合校提上日程。88歲的張瀾生老人回憶,即使是在他當年上小學時,小學男女合校還不普遍,中學男女合校更不用說了。
小學開始男女合校的歷史要追溯到1923年,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小學入學人數顯著增加,但新的問題隨之而來。由於男女學校“互不兼容”,許多孩子必須走遠道到自己的學校去,即使學校就在家門口,女生也不能到男生學校上課,反之也一樣。天津教育會會員黃勖志向勸學所(即以後的教育局)提出建議,與其這樣讓孩子們長途奔波,不如讓小學開始男女合校,這樣一來可以減少學生的負擔,二來也可以合理利用資源。
記者在當年的招生簡章上看到,一些女子學校的招生人數僅有20多人,遠遠低於男生校。張瀾生老人告訴記者,能夠同意女孩上學的家庭,當年已經算是開明的家庭。能夠讓女孩到男生學校上課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當勸學所批准天津的小學實行男女合校後,許多小學還是我行我素,又過了幾年,小學男女合校才基本實現。 (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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