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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僞天津市公署舉辦銅資材收回運動，號召市民自願向“友軍”(日軍)交納銅鐵等金屬，我們家的鐵門和鐵柵欄就在那時被強行卸走的。”提起這事，88歲的張瀾生老人氣憤不已地說，“簡直和強盜一樣，而且還是明目張膽地搶。”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逐漸拉長的戰線使武器供應嚴重不足。爲了生產武器彈藥，日軍只好在佔領區瘋狂搜刮金屬物，以供本國生產武器之用，從1942年初開始，駐紮天津的日軍一面開展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一面開展“獻金獻銅”的掠奪。“1942年1月，日軍通過僞市政府，先是強迫公務人員獻納月工資(50元以上)的三成，支援‘聖戰’；緊接着，在2月份又要求‘捐獻’自行車，普通中國人的自行車，都被他們(日軍)強徵爲軍用品，許百姓有苦難言。”
1942年的2月，徵集銅鐵等金屬物品的命令開始執行，到7月底，爲期一週的“收回銅資材運動”更是將全市折騰得烏煙瘴氣。張瀾生記得非常清楚：“爲了強迫人們‘捐獻’銅、鐵器，由僞警察和漢奸、保甲長組成的收集小隊，每天在各自的管片內活動，看到誰家有鐵門，上去就拆卸下來拉走，不管人家願不願意，我家那一片的大門幾乎都被拆了一個乾淨。雖然僞政府表面說‘放置無用或不必要之銅資材物品，如銅幣、玩具、各種容器、煙管、門、窗、裝飾及佩戴物品等非日常所需之銅製品，自動獻納，以協力大東亞聖戰’，但如果到誰家收不到銅鐵器，這些人肯定在老百姓家搗亂，鬧不好還要扣上一個‘抗日分子’的帽子。所以，老百姓爲了避免麻煩，多少也要給他們一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明是日軍制造武器彈藥的資材奇缺，強迫老百姓‘獻’出自家好好的銅器鐵器，僞政府還要替日軍粉飾一番：“銅資材之用途極廣，因而發動此次收回銅資材運動，借廢品更生之有效用途，以表現我後方民衆支援聖戰之熱誠，絕非友邦銅資材有所不足，此爲吾人所應確切認識清楚者。”
日軍到處“撿破爛”
菸捲錫紙不放過
在日軍大肆搜刮老百姓家中銅鐵物品的同時，天津的街頭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各機關、團體、企業、飯館、浴館、影院、戲園、旅店及其他公共場所門口，全都擺放着一個廢木匣(有的是紙匣)，上書“錫紙收集箱”，人們將空菸捲盒隨手扔進裏面。每到一定時間，有人把這些空菸捲盒送到警察局。
“這是日軍通過僞政府在天津開展的一項名爲‘錫紙回收運動’，就是把菸捲盒中的錫紙回收，供日軍制造武器彈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日軍當時的武器原料供應相當匱乏。”81歲的許杏林老人這樣告訴記者。
然而，一張菸捲盒中的錫紙能有什麼用途呢？記者拿着一張錫紙左右看了半天，還是不明白爲了這樣一張紙，日軍像“撿破爛”似的各處收集的意義。“過去的菸捲錫紙與現在的不太一樣。當時的錫紙確實是‘錫’紙，是由一張普通的紙與錫箔粘貼在一起所製成，如果用火燒一下，還能夠化成錫呢。錫是當時的稀缺金屬，來源緊張，所以日軍只好連菸捲盒中的錫紙也不放過，更不用說當時的一些錫器。”
從當時的檔案記載中可以看出，負責徵集這些金屬“廢品”的廢品委員會還制定了收集考覈目標，收集目標總數爲：銅33236.66斤，鐵50117.4斤，錫紙15782張。但從7月到12月底，錫紙僅收集了4235張，天津市民爲了抗日，連煙都被“禁抽”了！
可恨發黴混合面
吃壞肚子脹壞胃
日軍侵華期間，天津市民生活每況愈下，別的不說，就連吃飯都成了難題。“到1942年後，糧食的價格一漲再漲，而且大米白麪在糧店逐步消失了。除了供應緊張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軍把糧食作爲軍用品管理，只有日軍與僞政府任職的人可以吃大米白麪，普通老百姓不能食用或者私藏，否則就是死罪。當年，因爲偷偷購買販賣大米白麪，被日軍用刺刀挑死的人不在少數。”張瀾生告訴記者。
普通老百姓不讓吃大米白麪，那讓他們吃什麼呢？
“吃混合面，難以下嚥的混合面。”許杏林老人憤慨異常，“最可恨的是，混合面如果只是粗糧，也還能吃飽。但日僞政府賣給老百姓的混合面，全是發黴的粗糧和一些喂牲口的糧食混合而成，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往裏面摻，根本不管人們吃了消化不消化。人們吃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解不出大便，脹得肚子難受。即使這樣，混合面還不能保證供應，每天早上，糧店的門前都排了很長的隊伍，去晚了就賣沒了。”
“當時如果想吃大米白麪，只能通過關係從黑市購買，有錢人可以出高價，敵僞與日軍可以‘理所當然’地食用，可憐的老百姓只有忍飢挨餓。1943年，我和幾個老師同學跑出敵佔區後，才吃上一頓飽飯。”
麪粉袋成牙粉袋
李長髮，79歲的退休老工人，1942年時，正在海河碼頭做裝卸工。“我在碼頭做裝卸工時只有16歲，但也要和其他大人一樣，扛同樣重的貨物。要說幹活我也不怕，就是日本人沒頭沒腦的打罵讓人順不過這口氣來。但即使這樣，每天掙的那點錢還填不飽肚子。”
1940年以後的天津，日本各大洋行到處收買物資，操縱居奇。生活必需品一日幾易其價，布店買不到布、油鹽店買不到油的現象已經讓市民見怪不怪。令天津人記憶猶新的就是小蘑菇(常寶堃)那段著名的相聲“牙粉袋”：“甲說‘聽說麪粉最近落錢了’。乙說‘好事啊’。甲又說‘就是袋小點’。乙問‘什麼袋’？甲說‘牙粉袋’。(牙膏袋)”小蘑菇說出了老百姓想說的心裏話，但也招來牢獄之災，被抓進了憲兵隊。如果不是同行們託人求情，恐怕就會死在裏面了。
李長髮告訴記者：“那段相聲成了我們這些窮苦人的精神寄託，有時看着一天工錢賺來的那點口糧，我們就用‘牙粉袋’來寬心，總說‘比牙粉袋多多了’。”
一條命不值廿斤面
最讓李長髮老人不能忘懷的，並不是當年吃了多少苦，而是那時日本兵的殘暴。
“那時我們給船上卸貨，最怕有人掉進河裏。如果人和貨物掉進水裏，日軍撈貨不撈人，不會水就只能被淹死。一次，我和同院姓趙的裝卸工在碼頭上等活，一艘裝載日軍的輪船要離港前往軍糧城，船長招呼正從岸邊經過的我倆給解纜繩。我本想假裝沒聽見離開，但姓趙的裝卸工膽小，自己跑過去給解纜繩。誰知纜繩還沒有完全鬆開，輪船就發動了，一下把他‘帶’到了河裏。我趕忙喊：‘有人落水了，救人啊。’但船上的日本兵用槍一指船長，不讓他停船救人，徑直向下遊駛去。就這樣，我的同伴被淹死了。後來我向警察報了案，經過他們的審訊，只讓那艘船的船主賠了十幾斤混合面了事。”
“勤勞奉仕”逼我兩次轉學
1941年12月8日，繼發動侵華戰爭後，日本又掀起太平洋戰爭，對英美宣戰。這一來，日軍佔領下的天津英法租界也被“收回”，實際上被日軍接管。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原先憑藉英法租界躲避日軍迫害的僅有“保護”也蕩然無存了。
首次轉學到“匯文”
“在此之前(1941年以前)，日軍在天津各中學實行所謂的‘勤勞奉仕’，中學生(包括中學和初中)每週要抽出一天上課的時間，爲日軍做義務勞動，不是給他們搬東西，就是打掃衛生。我的初中是在天津市立師範學校度過的，學校的日本監督每週都逼着我們參加這個‘勤勞奉仕’勞動，根本不顧及我們吃不吃得消。爲了躲避這個‘勤勞奉仕’，我只好轉學到當時的匯文中學。匯文中學由於是美國教會所辦，在日本對英美宣戰之前，日本人對這些教會學校沒有完全統治，除了學習日語外，其他還都是由學校做主，也不用參加‘勤勞奉仕’。”許杏林老人回憶說。
學生被迫扛船貨
然而，當年的“好日子”沒過多久，英法租界即被收回，原先的一點“特權”當然也就不復存在。
“這些教會學校被日本人接管後，受到的嚴格管理比以前的市立師範學校有過之無不及，‘勤勞奉仕’勞動立即又被恢復。我們被逼參加的‘勤勞奉仕’有幾次是到碼頭上當裝卸工，那裏是一片倉庫區。由於天津是日本侵略軍在華北的重要‘兵站基地’，他們從海路運出運進物資，都要經過塘沽港和天津市。較小些的海輪能夠進內河的，都要到大連碼頭裝卸，我們的活相當繁重。從輪船往岸上卸貨物，要走大跳板，架在船舷和岸邊的跳板沒有扶手，中學生扛着沉重的木箱子在上面走，一步一顫，令人膽戰心驚。”
幾塊餅乾一頓打
“大家當時被迫‘勤勞奉仕’，心中實不情願，普遍懷着仇日心理，所以在裝卸時故意摔碰。一次搬木箱時，有同學故意使勁摔在地上，裏邊流出了無色透明的液體，用手指蘸一點，用舌尖一嘗，才知木箱裏的玻璃瓶子內盛的是輸液用的葡萄糖或生理鹽水。於是同學們趁監工的日本兵不在身旁，就故意地使勁往地上摔木箱。裏邊的玻璃瓶子一破，藥液就流了一地，但從木箱外邊還無法看出是哪個箱子裏的瓶子漏了，氣得日軍跺腳大罵，卻查不出是誰幹的。還有一次，大家搬的木箱雖大，但分量較輕，鬧不清裏邊的東西，故意用勁把它摔散，結果裏邊的餅乾露了出來。”
在日軍侵佔天津的那幾年，普通老百姓連基本的口糧都得不到保證，見到有餅乾，大夥都很高興，紛紛拾起來往嘴裏塞。這一天，雖然只摔散了幾隻箱子，但已夠吃。誰知在散工時，日本軍官把學生集合起來搜身，他們從幾個小同學身上搜出幾塊餅乾來，就狠狠地打了這幾個同學一頓。到了下一次的“勤勞奉仕”內容就變了，雖然仍是在碼頭上搞卸船，但木箱子很小，但重量卻不輕。大家一看箱子不大，都很高興，及至往肩膀上一扛，就都咧了嘴，原來裏邊裝的是馬蹄鐵。這一來，把大家的肩膀壓得紅腫疼痛，皮膚幾乎被磨破。散工時雖不再搜身，但每個人都累得半死。
二次轉學去後方
儘管同學們想着法磨洋工、搞破壞，但“勤勞奉仕”還是讓不少學生吃盡了苦頭，如果表現不好，被監工的日本兵踹上幾腳在所難免。“‘亡國奴’的滋味讓我們這些學生產生了出走的想法。1943年，我和其他幾所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通過各種渠道從天津輾轉到大後方，在洛陽和甘肅渡過了抗戰的後兩年，抗戰勝利後，纔回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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