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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憲鐸 |
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起來只有兩年，但最終他卻取得了國外的博士學位，並先後擔任過美國及香港兩所大學的副校長；他已年近七旬，卻重返學堂，成爲北京大學一名心理學博士生，而導師整整小他30歲；像他的祖先孔子終身獻身教育一樣，孔家的這位第72代後人，在躬行教育的大半生中，彷彿真正感悟到了“子曰”的真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2500年前，孔夫子的這段人生感悟，彷彿正暗合了孔憲鐸的一生。這位孔家的第72代後人，眼下正步入“從心所欲”的境界。一個月前，年近七旬的他，重返學堂，成爲北京大學的一名心理學博士生。
去年10月，北京大學人事制度的改革風波震盪海內外。此時，剛從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位置上退休的孔憲鐸，被請到北京大學介紹辦學經驗。期間，他遇到了現任導師、北大心理學系教授王登峯。孔先生心血來潮，問：“能不能爲我在哲學系安排一次講演？我在思考‘基因與人性’方面的問題，想聽聽哲學家們的意見。”
當天下午，孔憲鐸就登上了講臺：“爲什麼子女愛父母，沒有父母愛子女愛得深、愛得主動？爲什麼三個和尚會沒有水吃？這些現象是否能用基因學的知識加以解釋？”
一個半小時的講演後，聽者熱烈鼓掌。王登峯興奮地走上講臺，一個勁地說：“講得好講得好。你就來讀我的博士生吧！就研究基因與人性。”
這次偶然的講演成爲孔憲鐸報考北京大學博士的初試。半年後，他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參加面試。7月，他收到錄取通知書，9月，正式拜在比自己年輕30歲的王登峯門下。
在常人看來，這多少有些不可思議，但在孔憲鐸看來，這絲毫沒有“逾越規矩”。他經常說，年輕時做爲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中年時做有責任必須做的事，到了老年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更何況，孔家的祖訓在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祖訓還告誡：要“不恥下問。”
孔憲鐸表示，讀罷心理學博士，他將繼續攻讀歷史學博士。
顯然，孔憲鐸並不缺文憑，更不缺頭頂上耀眼的光環。早在30年前，他就在加拿大取得了植物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洛杉磯大學讀完了博士後。不僅如此，他還先後擔任美國馬里蘭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副校長。
身材不高，滿頭銀髮，面色紅潤。今天，當這位曾經的大學校長，穿着顏色鮮豔的襯衫，和周圍的人嘻嘻哈哈開着玩笑時，不太熟悉他的人時而會露出遲疑的神情。這時，孔校長就會一本正經反問：“難道我應該把自己打扮得老氣橫秋嗎？”
也許，這一切都是出於對54年前那個老氣橫秋的少年的青春補償。那時15歲的孔憲鐸只是一個偷渡客，孤身一人在香港紗廠做小工。不要說“基因”學，他連數學都沒怎麼學過。因爲戰亂和逃亡，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在一起，只有兩年多。
有一天他病了。診所裏的人都用粵語、英語交談，他一句也聽不懂。這時，一個漂亮的女護士出現了。她不僅會說英語和上海話，還懂醫學術語，主動幫孔憲鐸做翻譯。孔憲鐸第一次感到了“癩蛤蟆與天鵝的區別”。
“你無法想像那種差別給我的刺激。”事隔多年孔憲鐸仍記憶猶新。從診所出來，他就去補習班報了名。他要成爲“天鵝”。爲此，“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鐸’(回)也不改其樂”。
從“十有五而志於學”，苦讀4年，孔憲鐸參加了臺灣高校在香港的招生考試，並最終邁進臺中農學院(今臺灣中興大學)的門檻。但起初他絲毫找不到“天鵝”的感覺。
試題中有“H2O”，他苦思瞑想，也琢磨不出是什麼意思，因他壓根沒學過化學。大一時化學課照開，他借了本初中化學課本惡補，但要等到同學們都睡覺了，一個人躲進廁所的小間裏，關上門偷偷看。
一次，孔憲鐸問一個同學：“study是什麼意思？”那個同學沒有立即回答，而是驚詫地望着他：“這個詞你都不知道？”他沒敢再問下去。
終歸不是“朽木”。憑着“每晚只睡三四個小時”的刻苦，孔憲鐸的成績很快從最後幾名升爲全班第二，並一直保持到畢業。一年後，他拿着朋友們資助的學費，去加拿大攻讀碩士。幾年後，又拿到了博士學位。
“我到現在還不太懂微積分。”事業有成後，孔憲鐸毫不掩飾，“我沒學過。但我能記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
1970年，孔憲鐸在加拿大獲得博士學位後，轉而到美國洛杉磯大學攻讀博士後，在植物生化和生理學領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4年，他被美國馬里蘭大學正式聘用。
第一學期結束後，有個學生找到他，試圖將成績B改成A。孔憲鐸翻到他的試卷，仔細看過後，說：“不能改。你的答案就是錯的。”那個學生狡辯道：“不是我的答案錯，是你說的英語我根本聽不懂。”
“我的英語真有那麼糟糕嗎？”從此，很少閱讀非學術刊物的孔憲鐸，開始大量閱讀《讀者文摘》和《花花公子》等通俗刊物，每個深夜都守在電視前看脫口秀節目，收集大量入時的笑話。
以後每次上課前，孔憲鐸會先講個笑話。學生們笑得拍桌跺腳，氣喘不已。看着學生們興奮的樣子，他鄭重提醒他們：無論是講課還是講笑話，我用的都是同一種英文。
執教3年後，孔憲鐸升爲副教授，又過了5年，他成爲正教授，並相繼在《科學》、《自然》等雜誌上發表了論文。他的女兒曾抱怨，因爲過於專注學術，這位學園藝出身的父親，“把家裏的花兒都養枯了”。
家裏的花養枯了，但學術上的花卻生機粲然。孔憲鐸自豪地宣稱：“在當時的植物生物學領域，我是最出色的10個人中的一位。我的學術論文，今天仍在被不斷引用。”
正當孔憲鐸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術聲望時，他當年逃離的國度也開始走向世界。
一箇中國學生寫信給孔憲鐸，說自己想出國留學，但沒有錢。孔憲鐸沒有多想，掏出自己的錢，替他付了10所美國大學的入學申請費。雖然他們至今仍沒見過面。
有位中國女學生經人介紹，輾轉寫信給孔憲鐸，講述自己赴美留學的願望。她希望孔教授能借些錢給她。那筆錢不是個小數目，孔憲鐸猶豫了。
“那些天我都沒睡好覺，也不敢去辦公室，怕看到她的信。”將近20年後，孔憲鐸不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的行爲只是出於“同情”。“其實是種責任感，是種罪惡感。數目雖然很大，但我也不是力不能及。如果我的力量允許，卻不幫助她，那我……我就會有種罪惡感。”
從那時起，孔憲鐸找到了自己“有責任而必須做的事”———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
1978年，背井離鄉近30年後，孔憲鐸以美國大學教授的身份頻繁回國。他吃驚地注意到：有1000多萬人口的家鄉山東臨沂市，只有一所師範專科學校。“怎麼能連一所大學都沒有呢？”孔憲鐸爲此四處奔走。
經過多年學術訓練，使他對數字有超常的敏感和記憶：“北京有1200萬人口，卻有大學67所，而臨沂一所也沒有；2002年，全國高校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15%，北京、上海達到了48%以上，而臨沂還不到1.7%；再看看周邊的地區和國家：臺灣的毛入學率是49%，韓國是52%，而美國是81%。”
孔憲鐸最能打動家鄉官員的一個觀點是：“臨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學，誰還能回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何能發展？”他向當地政府打包票：只要你們建起大學來，我幫你們找好老師。
這呼籲一喊就是十多年。喊得許多政府官員都開始“討厭”他。這位本來令臨沂人驕傲的大教授，一度成了“坐冷板凳的人”。
直到去年秋天，臨沂大學才終於奠基。孔憲鐸特地從香港趕來參加奠基儀式。他雖興奮但也不無遺憾：這是在臨沂師專的基礎上擴建的，仍然不是一所“新”大學。“我們不應爲建大學而建大學，而是爲了增加學習的名額，增加入學的機會。”
孔憲鐸的好友、曾任臨沂市副市長的綦敦祥直言相告：“不是大家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是錢呢？那可是一所大學呀！”
但孔憲鐸認爲這個邏輯不通：“2002年，全國在教育上的投資已佔GDP的3.41%，而山東佔多少呢？”他堅持認爲“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觀念的問題。現在不應該是‘科教興國’，而應是‘國興科教’。”
在家鄉許多官員看來，孔憲鐸的許多想法“不合時宜”，但當他的面，他們稱之爲“超前”。
3年前，孔憲鐸從擔任了10年的香港科大副校長位置上退休後，接受了山東建工學院名譽校長一職。在這裏，他管了許多一般校長不會管的事。
學校的大門有兩扇，卻常常只開一邊。這位名譽校長提出：爲什麼不都打開呢？校方答：門衛人手不夠，怕不安全。“這不是理由。”他說，“不能爲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讓進出的人麻煩。”兩扇門都打開了，至今也沒發生什麼“不安全”的事。
學校裏經常有人亂扔廢物。孔校長找到校方，要求增加100個垃圾筒，並且要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學生反映打開水的時間太短，他立即向學校建議，早上和中午各增加半小時；甚至在世界盃比賽期間，他也要求學校一定要進行轉播。
“我們辦學校不是爲了管學生，而應該是爲學生服務。”這是孔憲鐸擔任近20年大學管理者的經驗，“一切‘以人爲本’，不能‘以管理者爲本’。”
他任名譽校長期間，不僅以管瑣事聞名，也常常因一些他認爲很簡單的事沒有得到快速處理而惱火。
“我是個急性子。”孔憲鐸解釋道，轉而又說，“在西方餐廳叫服務員時，他們答：我就來；而在中國，回答是：請等一下。這就是區別。”
相比上述所爲，孔憲鐸最“不合時宜”的想法，應該算是“鄉村廁所改革”。這個想法從1986年萌生。最初，他只是想推動“鄉村廁所手紙運動”，但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衛生紙漸漸在農村普及了，他便把目光轉向了廁所改造。
一次，孔憲鐸去一所鎮中學參觀，這是當地最好的一所中學。“教學樓很漂亮，但一進校門我就知道廁所在哪兒。”他徑直進去看，覺得“不堪入目”。“培養人格要從尊嚴開始，尊嚴從最基本的隱私保護開始。”孔憲鐸說，“就算從衛生角度考慮，也應該把廁所弄得乾淨點兒，至少要有水衝。”
當地人說，人吃的水都緊張，哪裏有水沖廁所？更何況，室外廁所，冬季衝廁會結冰。
“因爲兩個月可能結冰，而讓其餘10個月都臭烘烘的？”孔憲鐸不理解。
他覺得，現在很多中國人“遠慮”太多，因而失去了解決“近憂”的勇氣。
“總會有辦法的。”他回到香港，向朋友們募捐了約10萬港幣，準備選一所學校，建一個示範廁所：要有檔板，有門，有沖水設備。
“一間廁所能改變什麼？”有人不解地問。
孔憲鐸想都沒想回答道：“可以改變人的觀念。可以建立人的尊嚴。這就是教育。”
莊子曰：道在屎溺。
孔憲鐸表示，自己的一生結束後，他希望墓碑上不寫博士、教授或校長之類的頭銜，只寫：“中國鄉村廁所運動的推動者”。(江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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