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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在天津開始出現私人經營的公共汽車。圖爲1946年以後的公營公共汽車車隊 |
史料表明，在天津有軌電車還沒有出現之前，人們外出除了步行以外，官府貴族多以乘坐轎子出行，官員的品階和轎伕的多少決定轎子的式樣和規格。官員乘轎走在街上，師爺、衙役、隨從前呼後擁，前邊鳴鑼開道，行人紛紛躲避。顯然轎子與其說是交通工具，不如說是權力的象徵。而居住在租界內的洋人出行多選擇豪華氣派的馬拉式的洋車。百姓出行就是租騎毛驢，俗稱“腳驢”。
當歷史步入19世紀80年代，正在國外的人們爲了把電車從試驗改成應用的時候，天津的城市交通進入了“人力車時代”。1884年的天津街頭，最流行的大衆交通工具就是人力車。當時的人力車還基本上從日本進口，到了天津後被人們稱爲“東洋車”，不僅拉載客人，還拉載貨物。到了1895年，天津市僅人力車就有4000多輛。20世紀初期，由於人力車和腳驢適應當時的交通環境，引領着大衆出行。交通方式的限制，使得城市空間擴展很慢，百姓活動範圍侷限在老城內外，活動範圍受到限制。直到有軌電車的出現，古老的天津衛纔開始改變城市交通格局，從狹窄的城區空間擴展出來。
有軌電車
曾經的輝煌
清咸豐十年(1860年)，天津開闢爲通商口岸，英、法、日、德等八國聯軍相繼在天津設立租界。各國商人蜂擁而入，興辦工廠。1904年，比利時世昌洋行獲准開始在天津投資經營有軌電車，成立了天津電車電燈公司。應該說，天津電車電燈公司是我國內陸城市中最早出現的城市公交企業，它的誕生要早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天津有軌電車交通系統的建成是進入20世紀以後的事。1900年8月，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剛剛成立的“天津都統衙門”就接連收到了歐洲人和日本人的申請，請求在老城區和租界之間鋪設電車軌道。日本領事甚至代表日本政府出面，要求都統衙門將免稅權單獨授予日本公司，並聲稱日本一家公司已經獲得中國政府經營權的許可。但是，最終都統衙門還是將特許經營權授予了“比利時天津電車電燈公司”。
天津建立有軌電車的動議開始於1901年11月，當時由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出面，聯合了在天津的外國人，發起組織了“電車電燈公司董事會”，具體事宜由比商世昌洋行的海禮承辦。到了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一日(1904年4月26日)，中國與比利時雙方代表在天津簽訂了天津電車電燈公司合同。中國方面的代表有：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候補道蔡紹基、天津道王仁寶、天津府凌福彭；比利時方面的代表是：比利時領事嘎德斯、比利時工程師沙特、世昌洋行海禮。合同規定，在中國政府管轄區內，以鼓樓爲中心，周圍6英里範圍內電車、電燈事業，由比公司專權承辦，爲期50年。合同簽訂後，經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批准生效，經營機構取名爲“比商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總公司在比利時，在津設辦事處於意租界三馬路。
1905年，電車軌道鋪設工程開工。後來。比商先是在望海樓後金家窯村購地一段，爲修建發電廠用，後又在東浮橋東口沿河馬路處購置樓房一處爲設辦事處之用，在南開中學北側購地基一處以修建停車庫及修理廠。《天津地理買賣雜字》雲：“西南角，廣仁堂，電車公司叫賣行。”南開區服裝街西段南側有“電前衚衕”，所謂“電前”就是“電車公司前”，因爲此巷臨近收、發並維修電車的場地因而得名。
傳統城市狹窄彎曲的道路是電車通行的最大障礙。北京電車軌道的鋪設就因爲道路的狹窄以及牌樓的障礙而遭到反對，不得不改變計劃。由於當時天津城牆已經被拆除，沿牆基鋪築了4條筆直的馬路，爲電車系統的建成提供了良好的空間。1906年6月2日圍城路線線網工程完工，天津第一條有軌電車路線———由西南角經西北角、東北角、東南角至西南角圍城環行白牌電車線路正式運營，線路長5.16公里。剛開始運行時是單行軌道，1907年建成雙行軌道。《天津地理買賣雜字》雲：“四馬路，安電線，白牌電車圍城轉。”
後來陸續開闢紅、黃、藍三牌電車，均由北大關爲起點。1908年修建了自北大關經東北角、金湯橋至東站的紅牌電車線路；自北大關經北門、東北角、東南角、中原公司、勸業場至東站的藍牌電車線路；自北大關經東北角、東南角、中原公司、勸業場至海關(今赤峯道)的黃牌電車線路；1918年修建了由勸業場至老西開的綠牌電車線路。直至1918年，天津共有5條電車路線修成通車，通行城區覆蓋了華界和奧、意、日、法四國租界以及部分俄租界和老龍頭車站，原有計劃將電車道從老城區北門外繼續向北鋪築，一直鋪到西沽，後由於地方的反對而未成。河北新區建成後，將電車修至河北新車站的計劃也因爲沿途商人的極力反對而沒有實現。“電車公司欲從官銀號修電車路，經該處(指大衚衕)至河北新車站，以該處商人反對而止”。1927年，天津又修建了自東北角經東門、東南角、南市、勸業場至海大道的花牌電車，使天津總共有了六條電車線路。
1946年，國民黨政府利用拆除海大道(大沽路)至海關、東站的一段電車線路，修建了金鋼橋經元緯路、日緯路至北站的單軌線路，於1947年3月開始通車，定名爲紫牌。當年又因爲金湯橋年久失修，紅牌電車分兩段運行，北大關至金湯橋段，金湯橋至東站段。這樣算來，天津的電車線路增至了八條。
在上世紀30年代，“坐電車逛勸業場”已成爲天津流行的都市生活時尚，併產生了幾條歇後語。例如：“繞城轉—————白牌”、“白牌電車進租界—————岔道”，因當時黃牌、綠牌、藍牌等線路都經過租界，惟獨白牌在城廂環行，不進租界，故有此歇後語；“老太太上電車—————先別吹”。有軌電車售票員在開車時吹一下小喇叭作爲開車信號。老太太動作慢怕車開動，所以在上車時往往大聲囑咐賣票的：“先別吹，先別吹！”
早年公交
困境中生存
天津公共汽車的出現仍早於北京公共汽車的出現，1925年春天天津就開始有了公共汽車，而到了1935年當時的北平市政府才設立了北平公共汽車籌備委員會，開通了第一條公共汽車線。
1925年春，私商李樹堂、劉仁甫創辦了“同興公共汽車公司”，車場設在現河東區大王莊鴻善裏，用從國外買進的破舊汽車開闢了天津市最早的一條由萬國橋(即解放橋)至河東大直沽的短途公共汽車運營線路，成爲了第一傢俬人經營的公共汽車公司。剛開始時，這趟公車線路票價昂貴，經營很賺錢，於是就有人入股增資，增加車輛，後又開闢了從大紅橋至海光寺的一條運營線路。
1929年私商丁志鴻又創辦了“天津公共客座汽車有限公司”，廠址設在法租界二號路(現長春道)。這家公司一開辦時就擁有車輛五十餘輛，由於經營的車輛車身是黃色的，被市民稱之爲“黃公共”。經營的線路有馬家渡口(現廣場橋旁)至大營門、國民飯店至大營門、馬場道桃園村至多倫道盛德里三條線。
1934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成立了“天津市公共汽車經營處”，但因管理不善，不久即由“同興公共汽車公司”接管。1935年私商劉洪績創辦了“雲龍公共汽車公司”，擁有十餘輛客車，車身爲藍色，市民稱爲“藍公共”，經營從國民飯店至小劉莊的一條線路，1936年因競爭失利也併入“同興公共汽車公司”。
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後於1938年接收了私營公共汽車公司，成立了“華北汽車公司天津公共汽車部，後又改稱“天津交通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日本佔領軍又接收了“天津電車電燈公司”，改稱“軍管理天津電車電燈公司”，1944年電車與電燈分開經營，成立了“天津電車公司”，同年併入“天津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統稱“天津交通公司”。
1945年日本投降後，由國民黨政府公用局接收了“天津交通公司”，改稱爲“天津市政府公用局電汽車臨時管理處”，此間比利時商人曾以與清政府所訂合同期限未滿爲由，要求收回電車繼續經營。由於電車職工發動了抗交運動，此事纔算作罷。1948年1月電、汽車分開經營，分別成立“天津市電車管理處”和“天津市汽車管理處”。
到了解放前夕，天津公共汽車已到了瀕臨癱瘓境地。僅有公共汽車106輛，其中68輛是日僞時期留下的豐田、金剛、雪佛萊、白牌等早應報廢的車輛。真正能行駛的不過二、三十輛。由於經營不善，被迫先後停駛了6條線路，剩下的8條線路也是時而中斷、時而恢復，市民對公共汽車毫不依賴。
天津解放
發展的契機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天津市軍管會接管部公用局接管組委託軍代表陳寶誠接管了“天津市公用局電車臨時管理處”。改爲“天津市人民政府公用局電車管理處”。同時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公共汽車管理處”。當時的軍代表叫林濤清，據他回憶，天津解放前夕，他正在華北黨校工作，黨校校長是黃敬。一天接到上級命令，爲配合天津解放，由十幾名同志組成天津市軍管會，主任由黃敬擔任。黃敬當場宣佈了由林濤清負責接管僞公用局公共汽車管理處的命令。
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公共汽車公司的司乘人員就把他們通過護廠鬥爭保存的大客車開上了羅斯福路(現和平路)，慶祝古老城市的新生。經過技工和技術員的晝夜搶修，三天後8條公共汽車線路運營。23日9條公共汽車線路全部運營。1月17日，白牌圍城電車首先恢復運營。10天后各條有軌電車線路相繼通車運營。這不僅解決了市內交通的迫切需要，對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穩定社會秩序也起到積極的作用。
1949年9月17日，“公用局電車管理處”更名爲“天津市電車公司”。
1950年2月1日，“公用局公共汽車管理處”更名爲“天津市公共汽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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