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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規模的漕運興旺了三岔河口，船員供奉媽祖更加興旺了天后宮地區 |
天津的歷史文化是多元的，其中漕運文化、碼頭文化又是重要的組成元素之一。由於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不僅是京畿重地的門戶，也是南北大交通的樞紐，所以天津很快地發展起來，漕運帶給天津衛的不僅是財富，也把天津衛推向北方重鎮的輝煌。
漕運分爲河漕和海漕兩大部分，但甭管是哪一路的漕運，都必須從南北大交通的要衝———天津衛進行中轉，北方的高粱、南方的大米，甚至是各種生活消費品，各路的漕運船隻紛紛雲集在三岔河口，南來北往的船隻帶動的不僅是社會經濟的活躍、國家政治的穩定，也帶動了天津衛的發展。
早在元朝時期，儘管天津還沒有建衛，但元朝政府看中天津這塊寶地，因爲天津在南北大交通中發揮重要作用，更成爲元朝大都的生命補給線。到了明清時期，天津衛正式設立後，儘管海漕、河漕在不同時期各領風騷，但都不影響天津衛在漕運中的地位，天津衛依然是政府看中的一塊寶地。
有專家說，天津衛之所以成爲政府的生命補給線，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國的後幾個朝代，國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國家的經濟重心卻在南方，政府需要南方的經濟做後盾，所以就必須將物資從南方調到北方，龐大的運輸線就因此產生了，也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漕運，國家在穩定政治的同時，也促成了南北物資的大流通，天津衛作爲南北大交通的樞紐，自然成了南北大交通中的最大收益者。
三國因軍事而形成
隋朝南北貫穿運河
天津是水陸咽喉之地。所以古時又是漕運的樞紐。在古代，通過水路調運糧食、物資，供應京城或軍需，這就是漕運。漕運又分爲河漕和海漕兩大部分，但不管所經過的路線如何，運送物資的本質卻從沒有改變。
早在三國時代，曹操爲了北征烏桓，曾在今日的天津一帶開挖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溝通南北水道，以方便軍隊和物資的調度。應該說，天津水路運輸的重要地位，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有了雛形。
隋朝時期開通了南北大運河，將南北的水路貫穿起來，方便了南北物資的運輸，而天津正好處在運河北端，而且又是河運、海運的交匯之地，自然成了古代水路運輸的重要轉運中心，南北貨物的集散碼頭。
成政府生命補給線
河海漕運各領風騷
國家的政治穩定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的後幾個朝代，國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爲了保證國家的正常運轉，就需要將南方的物資調運到北方來，漕運自然成了國家的生命補給線。如果把國家比喻成大腦，物資比喻成血液，那麼天津衛就成了國家的心臟，各種物資都需要經過天津，傳送到國家的首都。
1205年，政府修通南運河獨流以北，經楊柳青入天津，使山東、河南、河北的糧食河運彙集到天津，然後再轉運到京城，從而拉開了漕糧經天津供給京城的序幕。
從元朝時期，由於運河淤淺不暢，河漕的運力明顯削弱。1282年，元政府從江蘇劉家港試行海漕經天津入京城取得成功，海漕從此正式開始，每年都有幾百萬石的漕糧在天津進行轉運，漕運也成了政府的生命補給線。
到明朝時期，大運河經過疏通，河漕又逐漸興盛起來，進而取代了海漕在漕運中的地位，根據史料記載，每年都有300萬石漕糧被運抵京城，運糧官軍多達十幾萬人。
再到清朝時期，政府依然沿襲使用河漕，到“康乾盛世”百餘年間，政府採取開放海禁，允許漕船捎帶更多土貨交易，優惠閩粵商船稅率等一系列措施，海漕又逐漸恢復了生命，社會經濟得到更大的發展，天津衛作爲漕運最大的收益者，城市也因此更加繁榮。
河海漕運相互交替
出現輪船運輸貨物
儘管海漕和河漕在漕運中發揮着不同的作用，但天津衛的水路中轉地位沒有動搖。儘管在清朝後期出現了輪船運輸，但天津衛的水路中轉地位依然沒有動搖。正是因爲天津衛在水路運輸中堅定的地位，促使天津始終保持着很強的發展勢頭。
河漕的興盛一直延續到清朝道光年間，1826年由於運河河道失修，政府又改行海漕。1872年，清朝的輪船招商局成立，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準漕糧由輪船運輸，到三岔河口再用木船轉運。
作爲漕運的最大收益者，天津衛的城市發展迅速，與華北腹地的貨物交流也非常密切，根據史料記載，1903年，通過河道進出貨物交易額佔全國總量的66%，船數達48286只。可見天津衛在近代中國，依然扮演着南北大交通中的重要角色。
漕運對天津的影響
在“老城文化”的背景下，城裏是天津衛的行政中心和居民區，留下很多天津的傳統建築。可是隨着以“漕運文化”爲背景的移民熱潮到來之後，天津建築中另一種形式凸顯出來，人們常說的“棚房”、“雜院”式民居建築隨之出現。一般幾戶或十幾戶居民，一起居住在一個院子裏，稱之爲“雜院”。
天津衛是依海河而生的城市，作爲漕運的主體———海河，很多天津人都紛紛把家安在了城外，靠進海河邊的地方，所以天津城外的建築是依海河走勢而建，隨着建築越來越多，越來越接近城裏，造成天津衛的建築逐漸失去了方向感。天津人不分東南西北，只分前後左右，就是建築“依河而建”的結果。
天津屬於京畿地區，由元至明清形成日趨重要的國門地位，再加上天津衛是水路運輸的樞紐，南北大交通的要衝，所以天津衛的政治地位也日趨重要。
漕運的興盛，大量的人口進入天津，有的來做生意，有的來此定居，有的則是過客，形形色色的人來到天津衛，造成天津的人口組成非常複雜。到漕運日漸興旺的時期，天津衛甚至出現過多次“移民潮”，大量的移民涌入天津衛，在城裏城外定居，成爲天津城市的主要居民。
天津衛作爲南北大交通的要衝，商業也有明顯的地域特點，這完全和漕運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飯館、客棧、當鋪、鐵匠鋪、木匠店、雜貨店……爲漕運服務的商業是天津商業的最大特點之一。
隨着漕運逐漸成爲京都的生命補給線，大量的運糧官軍、商人……都在天津衛進進出出，他們需要吃飯、住宿；水手們還要添置適應季節所需的物品；漕運船隻的南返北歸，更需要備足一路上所需要的糧食和副食等等。
漕運需要的，就是天津衛的商業所要提供的，於是在天津衛出現了一大批商貿店鋪，飯鋪、車馬店、造車船用具的鐵木作坊、估衣鋪、雜貨店等應運而生，這些商鋪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規模，帶有濃厚的漕運文化特色。
大直沽酒
漕運文化的必然產物
說到漕運，就不得不提大直沽。大直沽地區是實行海路南糧北運入京的轉輸地，最早管理漕運機構接運廳、臨清萬戶府就設在這裏。
從元朝到清朝，中國的漕運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海漕期間，大直沽是漕船停卸碼頭或臨時泊地。即使實行河漕期間，從遼東海運入京的漕船也不曾間斷。
之所以選擇大直沽作爲轉輸地，主要是因爲大直沽歷史上陸地有高臺，少受水患威脅，水路海河在這裏形成大灣，水深流緩，適合停泊。每年春秋兩季，每次數百艘漕船，數千名船工在這裏集聚，呈現繁忙壯觀的景象。年復一年，漕船每次都要停留一二個月。
提到大直沽，就應該提大直沽酒。元代海漕給大直沽酒的出現提供了有利條件，南方運來的稻米，遼東運來的高粱，都是釀酒的上佳原料，再加上大直沽靠近海河，爲釀酒提供了充足水源，更重要的是船工們經海上辛苦勞作，到這裏停靠歇息，往往選擇要飲酒解乏，給大直沽酒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大直沽酒因此順理成章地產生了。
大直沽酒從生產之初，就受到廣大船工的喜愛，銷量也非常好。再加上大直沽酒質醇味香，製作工藝蘊涵着豐富的釀酒文化，很快便開始行銷南方，這與南方船工們的飲酒口味有很大關係。應該說，大直沽酒文化，與漕運文化息息相關。如果沒有漕運，就沒有大直沽酒的產生。
供奉媽祖
三岔河口的活躍因素
天后宮俗稱“娘娘宮”，始建於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媽祖廟。初建時僅爲船伕、商賈祈求海神天后娘娘保佑航海安全，後擴展成百姓求福祈順、消災滅疫之所，並以此爲中心成爲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點。
天后宮坐西朝東，佔地5360平方米，從東至西由戲樓、幡杆、山門、牌坊、前殿、正殿、鳳尾殿、藏經閣、啓聖祠以及鐘鼓樓、張仙閣和四座配殿組成，是天津市現存最早的一處古建築羣體，在漕運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應該說，大規模的漕運興旺了三岔河口，船員供奉媽祖更加興旺了天后宮地區。根據史料記載，到元朝時期，政府主持修建媽祖廟，每逢漕運開始，漕運官都要到媽祖廟祈求安全。後來，媽祖廟成爲當時船工、漁民、舟商、彙集活動的地方，也是老百姓娛樂的場所，三岔河口一帶也因此繁榮起來。到明朝時期，由於每年出入天津衛的漕糧都有300萬石，運糧官軍達十幾萬人，使得三岔河口更加興旺。到清朝時期，康熙皇帝加封媽祖爲天后，乾隆皇帝更親臨天后宮觀看酬神活動，並將三岔河口舉行的“娘娘會”改稱爲“皇會”。到清朝晚期，三岔河口的興旺更是到了輝煌的頂點。
三岔河口地區的興旺，一方面得益於天津地處水路交通樞紐，另一方面得益於人們對媽祖的供奉。從早期的船工供奉媽祖，到後來的老百姓祈求平安。從早期的船工聚會場所，到後來的老百姓娛樂場所，三岔河口的熱鬧始終不減，三岔河口的興旺始終不減。正是因爲人們對媽祖的供奉，三岔河口的人氣也始終不減，也將漕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完全地展現在大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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