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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出產的“桃牌”和“鶴鹿牌”麪粉都是享譽全國的名品
三津永年麪粉廠外景
壽星麪粉廠外景
三津磨坊總會會長楊西園
洋麪、洋火、洋灰……這些依舊“活躍”在老百姓口頭的名詞，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國在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大門之後，所面臨的如潮水般涌來的商品傾銷。於是，抵洋便成爲了中國近代工業萌發的原動力。麪粉廠、鑄鐵廠、棉紡廠，這些同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開始成爲中國近代工業的先行者。而作爲漕海兩運的樞紐，既坐擁豐富糧鹽又頻觸西方科技的天津，又一次被推向了時代的潮頭。
蒸汽隆隆
近代工業磨坊嚐鮮
翻開歷史課本，下面幾個名字總會被作爲中國近代工業和資本主義的開端而屢屢被提及：上海的發昌機器局、廣東的繼昌隆繅絲廠和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作爲第一個由中國人開辦的近代麪粉廠，“貽來牟”這個說起來有些拗口的名字，便成爲了中國近代麪粉工業乃至近代工業的“開山鼻祖”。
作爲漕海兩運的樞紐，南方源源不斷的糧食供應使天津很早就出現了加工糧食的大小作坊，到了清朝的咸豐年間，天津的各種磨坊已經發展到了800餘家。它們加工出來的麪粉被稱爲“福地面”，取意吉慶富貴。但由於老式的磨坊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石磨，上下兩片，大小不一，厚度不同，磨出的面不夠細，更談不上什麼口感。而畜力拉磨的生產方式，“吱吱呀呀”地磨上一天也出不了多少麪粉。1860年天津開埠後，“洋麪”開始進入天津，這種更白更細更便宜的麪粉，對“福地面”的衝擊可以說是致命的。這時候，曾當過海關道臺，當時是招商局會辦的朱其昂看到了投產“洋麪”可能帶來的豐厚回報，於是在光緒四年，也就是1878年，天津的紫竹林村外有了一家牌號“貽來牟”的機器磨坊，開創了天津機磨麪粉的先河。
雖然稱爲機器磨坊，其實真正機器的部分只是由蒸汽機代替了驢馬牲口來推磨，但僅僅這一個改變就讓朱其昂獲得了豐厚的利潤。最開始的時候，“貽來牟”機器磨坊只有一臺磨面機，小工10幾個人。但由於機器磨面“出面極多，且面色純白”，還是讓朱其昂一年就賺到了六七千兩銀子。後來，“貽來牟”機器磨坊的生產能力不斷擴大，所用的石磨也改成了由進口的德國石塊加工成的盤。而在“貽來牟”機器磨坊的影響下，上海、福州、北京等地也相繼辦起了機器麪粉廠，其機器生產的成分也越來越高。
壽星創業
津門吃上自產洋麪
“貽來牟”和朱其昂雖然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這種所謂的機器磨坊還是不具備同“洋麪”抗爭的實力，進口麪粉依舊是市場上的“寵兒”。伴隨着“貽來牟”一同興起的大大小小的機器磨坊也在同洋貨的競爭中逐漸敗下陣來。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進口麪粉的數量銳減。這也爲天津乃至中國的近代麪粉工業提供了新的機會。這一次，又一位姓朱的商人開創了先河。
1915年，曾任長蘆鹽運使的朱清齋在意租界創辦了一家機制麪粉廠———壽星麪粉公司。這也是天津第一家大型機器麪粉工廠，它的誕生使天津人第一次吃上了中國人自己用機器製作出來的“洋麪”。壽星公司在隨後的幾年間迅速發展，日產量高達4000多袋，其製造的“桃”牌面粉也逐漸成爲享譽國內的名牌產品。但不幸的是，在朱清齋創業初期，由於資金並不充裕，而原本答應參股的無錫富商楊味雲又臨時退出。致使福星公司最後不得不與日商三井洋行進行合作，公司也被迫改名爲壽星制粉株式會社。由於處處受日本人挾制，朱清齋異常氣憤，但敢怒不敢言，不久因精神錯亂含恨而逝。
1919年“五四運動”蓬勃開展，日商迫於情勢終於從福星公司撤出了股本。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外國麪粉又一次大量涌入中國市場，致使市場價格猛跌，有日商背景的壽星公司更是由於遭到羣衆抵制而虧損巨大，到了1923年壽星麪粉公司不得不將機器、廠房抵押，宣告停業。就在天津這家第一個機器麪粉廠面臨消失的時候，天津土法制粉的大戶三津磨坊公所決定由公所各磨戶集資接辦。一年之後公司還清了拖欠銀行的所有貸款，同時正式改名爲三津壽豐麪粉公司。這家公司日後逐漸成爲了威震華北、享譽全國的著名麪粉企業。
受到壽星麪粉廠的影響，從1915年到1930年之間，天津的機械麪粉廠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先後又出現了生產“蝙蝠牌”麪粉的福星麪粉廠，生產“鶴鹿牌”麪粉的三津永年麪粉廠，大豐麪粉廠等10多家大型的機械麪粉廠。天津也一躍成爲北方最主要的麪粉生產基地，華北地區的老百姓基本上吃的都是天津人制造的“洋麪”。
桃牌名產
百姓識貨藏面當錢
1933年，三津壽豐公司董事會決定將原來的三津壽豐、三津永年和此前收購的民豐公司合併改稱爲天津壽豐股份有限公司。在壽豐公司旗下共設有三家分廠：原三津壽豐爲一廠(總廠)，生產“桃牌”麪粉；原三津永年爲二廠，生產“鶴鹿牌”麪粉；原民豐爲三廠，生產“鬥牌”麪粉。三廠共有新型進口磨粉機66臺，日產量可達18000袋，使其成爲華北最大的麪粉生產企業。
天津壽豐麪粉公司合併改組後，將董事會設在總廠，下分技術部與經理部兩大部門，由技術部每天按照當日麪粉售價與原料粉、小麥成分覈算出生產成本，提供經理部作爲參考。經理部下設會計課和營業課，負責日常財務覈算與經營業務等。由此，壽豐麪粉公司逐漸轉變爲真正的現代企業。公司的產量也逐年上升，經營狀況越來越好。1936年達到年產麪粉408萬多袋的最高峯。
爲了提高麪粉的成色，壽豐公司開始採用麪粉漂白設備。使原來灰白色的麪粉，變成了光鮮的“細白麪”。同時爲了節省勞動力，壽豐公司又把人工縫口改爲機器縫口，由國外買來縫口機頭，自己設計製造縫口機的轉盤，進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壽豐公司一直堅持使用壽星公司開創的“桃牌”商標，並十分注重自己的品牌宣傳。每一年的重陽節，壽豐麪粉公司都要在勸業、中原、北寧公園等地舉辦賞菊會，爲自己的“桃牌”麪粉做宣傳。再加上產品能夠長期保證質量，所以“桃牌”麪粉在市場上獲得了極高的信譽和穩定的銷路，雄踞天津乃至華北市場達50年之久，並獲得國際博覽會金獎。在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僞幣貶值的日子裏，天津市民紛紛爭購“桃牌”麪粉以求保值，這時候“桃牌”麪粉已經和黃金一樣成爲硬通貨，其在人們心目中信譽之高可見一斑。
孫氏冰如
周旋日寇護廠愛國
在壽豐公司發展的過程中，造就了一位著名的民族資本家———孫冰如，正是在他的巧妙周旋下，對壽豐公司虎視眈眈的日寇和國民黨都沒能帶走“壽豐公司的一個鉚釘”，使得壽豐公司一直完好地保存到了天津解放的那一天。
孫家歷代經營米麪業與海運業，在天津開設有“永盛厚”、“增興厚”、“增記”3家米麪商號。孫冰如的祖父孫治在清朝的同治年間爲保護同業利益，提議發起成立了三津磨坊公所。孫冰如在1923年北大畢業後，由叔父介紹到上海交通銀行當了3年練習生，1926年返回天津後被聘爲倪幼丹所辦的大豐麪粉廠總稽覈，大豐廠改組爲永年麪粉公司後，又被聘爲永年公司襄理。1939年起，孫冰如被提升爲壽豐公司的總經理。作爲新一代具有創新思想的企業家，他一方面吸取了前輩經營壽豐的好經驗，另一方面廣泛參考國內外企業的有關資料，銳意改革經營管理，逐步把一箇舊式工商企業轉變爲現代化的新企業。
1937年抗戰爆發，平津淪陷，壽豐公司受到空前劫難。在天津淪陷期間，小麥爲日方所控制。日方成立了華北麥粉製造協會，嚴禁麪粉廠直接到小麥產地採購原料，而必須由該協會產銷統管。此時壽豐公司只能爲日商加工麪粉，無法自主經營，難以維持日常開銷。日方對壽豐公司垂涎已久，幾次圖謀吞併，孫冰如每次都巧妙地設法推諉拒絕。日方又企圖將孫冰如拖下水當商會會長等僞職，也被他堅決拒絕。日方懷恨在心，有一次竟將孫冰如等數十人拘捕拷問，後迫於社會輿論纔不得不全部釋放。
在抗日戰爭時期，孫冰如還結識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劉仁術，在劉的幫助指導下，聯絡了一批有愛國思想的民營企業家發起組織天津工廠聯合會，成爲與日僞當局交涉並維護行業利益的重要力量。孫冰如還慨然出資保存了學者盧慎之的一批珍貴古籍，解放後將它們捐贈給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爲國家作出了貢獻。抗戰即將勝利時，他又通過劉仁術的安排，將次子孫會嘉送往阜平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直接爲抗日衝鋒陷陣。
而到了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又強令天津的大小企業南遷，孫冰如卻明確表示：“我連一個螺絲釘也不搬！”天津解放的第三天，壽豐一二廠便全力投入生產，日產麪粉600袋，成爲全市最早恢復生產的企業，這批麪粉及時地投放市場極大地穩定了當時的局勢。1953年他又主動與天津糧食局達成公私合營協議，將壽豐一廠交給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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