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有一個人的名字是無法忽略的,他就是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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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像 |
嚴復,1854年出生在福建省,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後留學英國學習海軍。清光緒元年,即1880年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嚴復在天津工作生活了20多年,自稱“三十年老天津”。
當時李鴻章就想建立北洋艦隊北洋海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有海軍,所以他很希望從福州引進一些人才到天津來辦水師學堂,來培養海軍的幹部。他就把嚴復從福州調到天津來讓他作總教習,總教習就相當於現在的教務長,當時李鴻章對他的評價很高,所以委以他重任。
這一年嚴復剛剛27歲。他在教育上小試身手,便顯示出不凡的才華。據《光緒紀要》記載:北洋水師學堂“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船之本”,名躁一時。
嚴復工作過的北洋水師學堂就位於現在的天津市河東區,北洋時期這裏還有著名的天津機器局,所以天津人一直管這裏叫做“東局子”,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學堂和機器局都被焚燬。
最初李鴻章還算賞識嚴復,但嚴復的自負清高和不懂報恩讓李鴻章心存不悅。由於嚴復長期不能得到升遷,所以他就想去走科舉這條道路,一共參加了四次科舉,但都落榜了。很難想象有這麼大學問的人三番五次的參加鄉試,連個舉人都沒拿到,最後連捐帶保最後弄了一個道員,就相當於地級的一個官階,所以最後才坐到了水師學堂總教習(相當於校長)的一個位子上。
但是從現在來看,嚴復這種苦悶的心情不得志的狀況,對他後來的成長反而是有利的。中國曆來的思想家,有作爲的人都是在不得志的情況下做出很多優異的成績。
天津是嚴復的第二故鄉。那麼嚴復到底住在哪兒?他又是在什麼情況下翻譯《天演論》的呢?根據對嚴復來往書信的仔細研究,專家們發現了他在天津的確切住址,即天津衛大獅子衚衕。但天津叫獅子衚衕的地名遠不止一處。經過考證,嚴復住的地方就是現在南開區的古文化街一帶。
天津大獅子衚衕的“嚴公館”,究竟是怎樣的規模現已無從可考。據推測,所謂嚴公館至多不過是個普通的四合院。
嚴復初到天津上任時是隻身一人。三年後,才把家眷接到天津。嚴復的母親和妻子先後都病逝於天津。他在天津還娶過一房夫人,並在“嚴公館”生有二男一女,1900年後嚴復才搬離此地。
從時間上看,嚴復1895年翻譯《天演論》時,就在他所住的“嚴公館”裏完成的。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加之連續四次科考的落榜,對嚴復刺激很大,更加深了他對封建舊制度的絕望。
這一年,嚴復在天津相繼發表《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等政治論文,爲變法維新鼓吹與吶喊。
1896年他資助梁啓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第二年,他又與天津知識界友人一道創辦了《國聞報》,這是中國人在天津開辦的第一份報紙。當時叫“南有時務報北有國聞報”,所以當時的天津是維新變法一個輿論重要的發源地。應該說天津對戊戌變法的影響貢獻很大,毫無疑問嚴復做了很大的貢獻。嚴復一直寄希望於用“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辦法來實現救國。因此戊戌變法失敗後僥倖躲過了被清算的危險。但是,他並沒有放棄救亡圖存的努力,一個更大的計劃在嚴公館內悄然進行着。
《天演論》——這部偉大的作品終於誕生在了19世紀末天津的一條名叫大獅子的小衚衕裏。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成爲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康有爲曾讚歎說“《天演論》爲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今天人們經常提到翻譯的評價標準“信、達、雅”,就是嚴復首先提出的。而且他成功地實踐了這一原則,爲後世留下了一百多萬字的譯作,成爲舉世公認的一代翻譯大師。
嚴復決心要系統地把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介紹到中國來。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之所以能夠有今天,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所打的基礎是嚴復時期給奠定的。嚴復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派人物;孫中山拜會嚴復時曾說“君爲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稱:嚴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嚴復晚年先後擔任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的校長;而他的學生張伯苓則創辦了著名的南開學校,嚴復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當之無愧的成爲第一集大成者。
一生近一半的時間,嚴復的身影始終沒有離開過天津。天津這方舞臺成就了他思想文化上的卓越建樹。
(天津電視臺國際部提供文稿 北方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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