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設衛後，由於緊鄰京城且靠海鄰河，水路運輸發達，使天津逐步形成了漕運和鹽運的中心，南北物資在這裏集散，全國各行的商賈雲集天津，天津的商業和手工業迅速地發展了起來。到了清朝初期，天津已經成爲了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
 |
| 百集系列片《話說天津》之百年商會劇照 |
在《畿輔通志》裏曾有這樣的描述：江淮賦稅由此達，燕趙漁鹽由此給，當河海要衝，爲畿輔之門戶，儼然一大都會也。
當時的天津店鋪林立，市場繁榮，隨着工商業的發展，各行業爲了防止競爭，排斥異己和壟斷市場，逐漸形成了具有行會性質的會所、會館。會所大多由同行業者聯合而成，而會館一般是由同地域的商人組成，以便相互援助，維護自己的利益，具有同鄉會的色彩，但它們都是相對獨立各自爲政的。清朝末年，政府昏庸，外敵入侵，天津的市場也陷入了混亂，帝國主義列強趁機開店設廠，妄圖獨佔市場，中國的商人大受其害，紛紛要求成立統一的商業組織。1903年春，在洋布綢緞、糧食、銀錢等各行商人的努力下，天津商務公所成立，這就是天津商會的起源，距今已經有100年了。1905年，在商務公所的基礎上，天津商務總會成立，商會的成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將分散在各行業的商人凝聚成相對統一的整體，當時有錢行、當行等36個行業加入了商會組織。
商會成立伊始，就投入到了抵制洋貨的運動中。1905年，全國掀起了反美浪潮，天津商會召開全體行商大會，會議決定“無論大小行商，務使一律不購美貨”。抵制美貨運動使輸入天津的美貨數量大幅減少。天津造胰公司、天津麟記捲菸公司等一大批民族企業也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先後建立。
天津商會把振興商務、興辦實業作爲己任。1919年5月，天津總商會召開特別會議，籌備提倡國貨辦法。議定凡公司、工廠以及個人製造的國貨，經商會覈定，發給證書，彙編成國貨土產錄，由商會宣傳推銷。並議定：如有成品優美者，本會酌量給獎，以資鼓勵。商會已經意識到，迅速發展民族工業比抵制洋貨更爲重要。當年的《益世報》也曾評論到：應振興實業，抵制措施非永遠持久之策。到1928年，天津民族資本企業已經有2417家，涉及66個行業，天津的工商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在現代社會，市場的規範與管理是政府的職能，而在舊中國，由於內憂外患，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商會就成了整頓市場秩序維護市場穩定的中堅力量。民國初年，由於市場法制和市場管理的不完善，商家大打價格戰。1918年夏，上海綢緞商家紛紛減價賤售，相互傾軋，險象叢生，很快就波及全國。天津作爲北方的絲綢交易中心，也受到衝擊。天津商會立即採取措施，召集各綢商共同討論，在天津商會內設立綢緞業同業公會，以便進行行業管理，規範價格，穩定市場，很快平息了這場風潮。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地勢低窪，因此水災頻繁。每逢災害發生，商會就首當其衝，活躍在救災的第一線，賑濟災民，救治傷者。1939年天津大水，天津市市區約70%被淹沒，災民有100多萬。洪水入城的第二天，商會就組織了水災救濟協會，擬定災民收容救濟辦法。很快就設立了16處難民收容所，26處粥廠，救助災民。商會的會員也捐助了大量的錢糧。直到1943年，商會還在不遺餘力地組織臨時賑濟會，積極籌募捐款。
在人們眼裏，商人總是追逐利益的，商會作爲商人的組織，也必然是以金錢利益爲重的。而在五四運動中，天津商會發起的罷市風潮成爲全國商會的典型代表。五四運動爆發後，在天津商會的部署下，天津各業一律停業罷市。罷市使得北洋政府異常恐慌，一再命令商會轉告各商家安心營業，勿生事端。但商會堅持自己的訴求，在全國民衆的壓力下，北洋政府准許曹汝霖引咎辭職，並馬上通報商會，企圖緩解罷市風潮。但天津商會堅持罷市要求，致電北洋政府說：僅準曹汝霖辭職，以此可以謝國人乎？並再次強烈要求北洋政府“急以明令懲免曹、陸、章及保護學生，以謝國人，而救目前”。北洋政府見民情激昂，害怕事態擴大，由內務部急電天津警察廳，告以曹、陸、章三人均準免職，請轉達總商會。天津商會成爲五四愛國運動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新中國成立後，通過對天津商會、工業會和各工業同業公會的重組改造，於1950年4月29日成立了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這也是新中國第一個工商業聯合團體。
(天津電視臺國際部提供文稿 北方網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