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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伴兒在世時，總盼着我們的孩子能夠成爲飛行員，繼承他的飛天夢想。在抗日戰爭中，他作爲參戰的中國空軍一員，經歷了九死一生的戰鬥，更懂得國家強盛的意義。”今年83歲的錢傑女士向記者講述了她的丈夫高文慶在八年抗戰中對日空戰的往事……
跳窗抗日的洋行少東家
如果高文慶先生仍然健在的話，今年應該過86歲的生日了。1936年，剛滿17歲的高文慶懷揣一腔熱血，投筆從戎，從南開中學考入當時的航空學校，立志成爲保家衛國的戰士。
“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公公高少洲先生，是當時天津興隆洋行的經理。興隆洋行雖不能說是當時最大的洋行(外貿公司)，但是最早由中國人擔任經理(總負責人)的洋行，資產達到幾百萬元。雖然公公同樣具有抗日的思想，但真正聽說自己的兒子要參軍，而且是風險性極大的空軍時，也出面干涉，不願意讓他去冒險。在勸說父親無果的情況下，一天夜裏文慶從家裏‘偷’了幾十塊錢，跳窗而逃，和其他幾個同學一同南下，跑到了軍校。”
後來，錢傑聽老伴兒講述了當年如何參軍的經過：1936年，國民黨航空委員會夏、冬兩次向全國各省市派出招生委員會，招收航校十、十一期學員，招收對象爲18~22歲高中生，每省市招收一二十人不等。當時，日軍侵華的態勢越來越明顯，各地的抗日運動極大地影響了熱血青年。因此，許多青年學生爲了投身抗日，積極報名。
天津招生委員會設在南開中學內，報名參加體檢者近千人，經過體檢，筆試合格順利通過的，一天僅三四人。高文慶在十期招生中因急速運動後脈搏快了，體檢不合格而未被錄取。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信念，他每天堅持3000米長跑，又在體育老師的指導下，每天練習一組百米衝刺，體能在短時間內飛速提高，終於在十一期再次報考時被錄取。
“我老伴兒說，那次考取的南開學生除了他之外，還有樑繼堯、鍾齊山、韓惠林、舒鶴年、張亦諒、吳鑄、亢之琦、於長振和一個姓張的同學，再加上從軍校十期畢業後轉來的趙恩璋和在美國進行初級飛行轉來的盧開周，共12個人。1937年4月6日，他們從天津乘車去南京中央軍校報到。聽老伴兒講，張伯苓校長對航校招生非常支持，他的第四子張錫祜(外號‘陸怪’)於1932年即考入航校第三期(後來在對日空戰中犧牲)。當時，進入航校的學生都要有保證人，張伯苓校長主動給每個考入航校的新生擔保。”
飛行訓練險些撞上小山頭
高文慶的空軍生涯並不一帆風順，要想飛行訓練，還要過體能訓練這一關。迎接新生的第一年是陸軍訓練，在當時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將軍的指揮下，新學員開始了空軍的第一步。
1938年，高文慶這一批人才正式成爲航校初級班學員，航校初級班由柳州移至雲南大理附近的機場(屬祥雲縣)，住在幾座大廟內。錢傑女士告訴記者：“直到1939年，文慶他們纔開始飛行訓練。當時訓練機是美製的雙座飛機，只有五個星形汽缸，速度很慢，還沒有現在普通汽車的速度快。飛機發動時，有人在外面用手搬動螺旋槳，與駕駛員二人合作才能發動。文慶經過十小時飛行訓練，就能夠放單飛，是小組第一名。他告訴我，有一次放單飛時，他還偷偷地把馴養的小松鼠帶到空中。”
飛行員並不是一個安逸的職業，不幸第一次降臨在這羣年輕的學員身上。在初級訓練結業前，高文慶要好的同學、年僅19歲的樑繼堯，在飛行中撞到大理的城門樓上，機墜人亡，出師未捷身先死。高文慶和南開同學韓惠林等人把樑繼堯的遺物交給在昆明的他的大哥和姐姐，感慨不已。
“雖然他夢想我們的後輩中能夠有人再次成爲空軍，但他很少告訴我當空軍的危險。在航校時，他也幾乎不幸遇難。那是在1939年夏，學員們的伙食由於物價飛漲而越來越差，以致許多人營養不良。在一次飛行訓練中，當他拉起操縱桿翻滾時，突然眼前一陣發黑，渾身發涼，什麼也看不見了，心裏明白，就是一點也動不了，處於半休克狀態，過了十多秒鐘纔開始清醒。清醒時，他發現飛機正側身衝向一座小山頭，匆忙中趕快拉起飛機，躲過了災難。每當我拿這些事情同他辯論是不是讓孩子考飛行員時，他總是不在乎地說，那麼危險的情況我都沒死，當飛行員肯定沒事。”
經過3年的訓練，原本應當成爲飛行員的高文慶，被分配到偵炸班學習轟炸技術。儘管開始時並不願意，但很快就接受了這一現實。1943年，經過在印度一個空軍培訓中心進行3個月的培訓後，他成爲了一名出色的領航轟炸員，回國正式參加了對日空戰。
“他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空軍經常奉命出擊，文慶的很多同學都犧牲了。南開中學1937年的學生楊天雄，在中美聯合大隊任分隊長，帶領4架B—25飛機轟炸任務完成後，返航四川時撞山而犧牲，4個機組20餘人也隨之殉難。楊天雄時年26歲。文慶在空軍時間長了，對於戰鬥的危險性有了更多的瞭解，脾氣也不像以前那麼衝動了。由於犧牲的可能性很大，每位空勤人員都預先寫好遺囑。在文慶填寫的遺囑中，宣佈把個人不算多的遺產全部交給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作爲他興辦平民教育之用。另外，他還希望將遺體設法葬於杭州風景區。在殘酷的空戰中，他竟然還保留着一份年輕人的浪漫，真是沒想到。”錢傑女士告訴記者。
空軍第三中隊的任務，主要是破壞日軍佔領的平漢鐵路、公路運輸線，重點是轟炸橋樑、軍用列車和汽車、軍用物資倉庫設施等。
錢傑女士談及丈夫的空戰經歷時說：“1944年冬，文慶的機組駕駛1架B—25轟炸機自梁山機場起飛，文慶是領航員，目標是河南境內信陽以北鐵路橋樑。抵達目標上空，正在開始超低空俯衝準備投彈的瞬間，敵人一二十挺高射機槍的密集火力同時向飛機射來，槍彈爆炸的火光在飛機上清晰可見。飛機上的6門機關炮一邊開火還擊，一邊投彈，準確炸中橋頭後飛機向北飛行。突然，飛行員又發現敵人一列貨車正急馳而過，便猛衝下去以機槍掃射。但是，列車上的防空火力也不弱，飛機機艙被擊中，冒起滾滾濃煙，艙內什麼也看不見，過了兩三分鐘，煙霧才逐漸減少。文慶曾告訴我，當時駕駛員有些慌了，其實主要儀表、發動機都正常，並沒有造成多大影響。緊張的戰鬥過後，飛機迷航了，文慶憑着飛行經驗和參考數據，慢慢領回了正確航向。到機場降落時，發現收發起落架的油壓缸油管被打斷，起落架放不下。於是只好使用緊急手搖臂，文慶與射擊手輪流搖，約半小時才把起落架放下，最後平安降落。”
經過那次考驗的高文慶，在被擊傷的飛機前照了一張照片，彷彿在向生命挑戰。當時，幾乎每天都會傳來不幸的消息，空軍中也流行“迷信”的事，即出擊任務一經宣佈排定好名單，誰也不願代替誰，因爲臨時倉促代替，容易出事故。
錢傑告訴記者：“文慶有一次破了這個‘規矩’。中隊長宣佈第二天機場警戒名單，已排定了一名領航員，但第二天這個人竟然沒有起牀，集合時他才說：‘老高你替我去吧！’文慶什麼也沒說，抓起飛行衣，隨機轟炸平漢路沿線敵軍。飛機在超低空投彈時，被敵人高射機槍打中幾處，但最後還是順利返航。”
聯合美軍並肩戰鬥的日子
1944年後，高文慶所在的中美聯合空軍第三中隊，每天都要派出轟炸機對日軍佔領區進行轟炸。“雖然同在一箇中隊，但中國空勤人員和美國空勤人員的待遇是有區別的。相比之下，中方的待遇要差得多，但這並沒有妨礙雙方的合作戰鬥。”
1944年冬，高文慶的機組又一次單機(轟炸機)出動，機組的駕駛員、通訊員、射擊手等人，均是美國三中隊的空勤人員，只有高文慶和新畢業的副駕駛員是中國人。飛機在平漢路鐵橋上空，俯衝投彈，炸中了鐵橋，不一會兒又先後發現兩列敵軍運輸列車，隨即將其重創。正待返航時，轟炸機又發現山腳附近的公路上有十幾輛敵軍用卡車，又將其擊毀。“返航後，那會兒大家都感到餓了。從出發到返回，機組人員十多個小時沒吃飯。當時中國的地勤給文慶他們準備了一些蛋糕，雖然又黑又硬，卻可以充飢。但這次同美國人出擊，人家吃的卻是巧克力，文慶他們也不好意思把又黑又硬的蛋糕拿出來吃，只好餓着肚子回宿舍大嚼一番。”
在配合過程中，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比較融洽，但總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錢傑女士說：“文慶所在的中美第三中隊各有一個隊部，有出擊任務時都是美軍參謀人員指揮，中方隊長、參謀根本不能過問，中方隊長對此一直不滿。一次，中美雙機出擊轟炸河南信陽附近公路橋時，文慶所在的僚機看到橋上滿是正在趕集的中國老百姓，立即向美方的長機呼叫不要投彈。但長機上的美國人不聽，竟打開炸彈艙，準備投彈。文慶一面用英語呼叫不能投彈，一面硬插在長機肚下，迫使他們不敢投彈。但這卻給敵人高射炮火以機會，險些被敵人擊中。回到基地後，雙方爲此還爭執不休。文慶後來說起這件事，還一直憤憤不平。”
在兩年多的空戰生涯中，高文慶所乘的飛機被擊傷多次，但都是有驚無險。而真正危險的，卻是一次路上的意外事故。運送航空油料的汽車翻下山溝，押運汽車的高文慶摔在溝底，並且被一個100公斤的油桶砸傷了頭部。“抗戰勝利後我在天津見到他時，他的頭上還留着一道傷疤。”
1945年抗戰勝利，高文慶義無反顧地脫下了軍裝，在民航公司中謀得一個職位。“他的父親(高少洲)準備讓他到興隆洋行上班，但倔強的他不願意靠家裏的關係，寧可在民航公司中從普通技師做起。他覺得，能夠整天和飛機打交道，生活充滿了樂趣。” (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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