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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隸高等工業學堂的學生在上機械課 |
20世紀初葉，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爲教育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
嚴修字範孫，號夢扶，因爲曾在清翰林院任職，人稱嚴翰林。可正是這個翰林，最終勇敢地走出迂腐的封建堡壘，率先大聲疾呼：中國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嚴家世居天津，累世鉅富，代代官紳。嚴修早年受過系統的封建科舉教育，中進士、點翰林，終於攀上封建統治階層，做過清朝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掌管全國的教育。但是，嚴修不同於一般封建官吏，強烈的民族正義感和敏銳的洞察力使他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國勢漸危的嚴峻。
於是，他1897年向光緒皇帝上書———《奏請設經濟科折》，建議開設經濟特科，改革科舉制度，被梁啓超稱做是“戊戌政變之源點”。戊戌變法失敗，嚴修在悲憤中，辭去官職，返回故里。在隱居期間，他多次婉拒與他關係甚密的袁世凱要他進京爲官的邀請，而致力於天津的教育事業，以自己的家宅“嚴氏家館”爲基地，進行改革舊式教育，興辦“西學”的試驗地點。1904年，在家館的基礎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開中學。由於他的積極倡導，天津教育成爲北方的先進地區。
首先，他大力推進民間辦學，使舊的私人辦學格局成爲一種新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改造私塾，添設西學課程，使一向誦讀“四書”、“五經”的場所逐步向新式學校過渡；另一方面，聯合熱心教育的人士興辦民主學校，帶頭改良嚴氏家塾，聘張伯苓教授英文、數理化等新知識，並以此爲實驗基地，示範和帶動天津地區的教育。1916年，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開始試辦高等教育，他與張伯苓校長大膽開辦專門部和高等師範班，這可謂南開辦大學的濫觴。
這是艱難的一步。高等師範班只辦了一屆，終因師資匱乏，經費短缺，難以爲繼。嚴修沒有灰心氣餒。他與張伯苓商定，先由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高等教育，隨後嚴修赴美考察。嚴修以半年的時間，或去美國大學旁聽教育理論課程，或走訪美國東西各地，對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葛林奈爾大學、舊金山大學等學校的學制、行政管理、辦學經費、教育教學方法及設備、圖書情況詳細調查研究，特別對美國私立大學教育有了較爲深入的瞭解。
在美期間，他還與張伯苓一起廣泛接觸了中國留學生，如李建勳、鄭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鄧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鮑明黔、張耀翔、凌冰、朱家驊、劉廷芳、侯德榜、鄧以蟄、顏任光、張默君等。他們對美國教育的切身感受給予嚴修很多啓發，嚴修還從這些留學生中爲未來的南開大學物色骨幹教師。
1918年年底，嚴修、張伯苓回到天津。他們對創辦大學教育充滿了信心和勇氣。正如張伯苓在南開師生歡迎他們的集會上所說的：“這次我與嚴範孫先生和範源濂先生先後遊美，很有收益。一年多來，考察他們的國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國之根本。並且一國的人才全由大學產生而來。現在我國教育不興，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奮，要立即創辦大學。”
1919年初，舊曆春節剛過幾天，花甲之年的嚴修不顧體弱多病和剛剛喪子的悲痛，偕張伯苓開始爲籌辦南開大學僕僕於京津路上。爲了就近與張伯苓等人籌商大學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開學校內設立辦公室。嚴張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討論南開大學立案事，在六味齋約見蔡元培、胡適、陶孟和，徵求建立大學的有關建議，在中山公園會見樑士詒、曹汝霖、周自齊等籌募辦學經費。不久，嚴張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請求閻錫山、曹錕、李純等協助辦學，以後又派人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敦請鼎力相助。爲了籌款，向人求見，嚴修和張伯苓不知坐過多少冷板凳，捱過多少次白眼，但爲了辦成南開大學，他們並不自悲、自慚，誠如張伯苓說道：“雖然有時向人家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爲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
嚴修等人的努力終見成果，於是從1919年4月起開始興建大學校舍，5月成立大學籌備課，擬訂校章，規劃系科，組織招生，9月錄取周恩來、馬駿、張平羣等96名學生，25日舉行開學典禮，嚴修、黎元洪、範源濂等蒞會，私立南開大學誕生。第二年開始招收女生，這是中國近代私立大學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學府。應當說，南開大學得以奠定鞏固始基並獲初步發展，是與嚴修的努力與名望有着極大關係的。胡適在分析南開教育時，曾對嚴修在天津地方、直隸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對教育的信念、對新時代新學識的虛心接受給予很高評價。可以說，沒有嚴修，就沒有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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