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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這傳統意義上的“告白”形式，不僅僅是市場經濟的代言，長期以來對優秀文化的傳播也是顯而易見的。
早在乾隆末年，天津三樹堂所刻的兩卷醫書《達生編》的書末即標有“此版本存天津東浮北司衙門口文匯齋刻字鋪，如願印送者，每本工料大錢二十五文”。如此文字對該書的進一步印行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19世紀末，近代天津城市飛速發展，社會文化的需求日趨迫切。光緒十二年(1886)四月，天津首家中文報紙———《時報》創刊,該報增刊廣告後不久,一則“加批紅樓夢圖詠出售”的書籍廣告躍然版面，令人耳目一新。廣告詞曉知讀者：針對《紅樓夢》版本良莠不齊的情況，編者誠請畫壇高手精心繪圖，詳細校對，歡迎賜顧，此書在文美齋南紙局及蘇滬各書坊代售。另外，張燾所著、成書於光緒十年(1884)的《津門雜記》是天津地方史重要的文獻之一，《津門雜記》等典籍亦由文美齋代售，其廣告也出現在同一時期的《時報》中。
光緒三十二年(1906)，泰晤士報館、(天津)商務印書館連續在《大公報》刊登廣告，宣傳其發行、代售的《大英百科全書》。通過老廣告可以得知，時報館曾兩次刊行張燾的《海國妙喻》，此乃《伊索寓言》在我國早期的重要譯本之一。北洋官報局除出版幾種官報外，還印行過三百卷本《畿輔通志》、《直隸工藝在志初編》等。
天津求古堂新舊書鋪，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八日(11月21日)的《大公報》上，刊登了這樣一則推銷書籍廣告：“庚子亂後，書籍散亡，元刊舊槧，價昂百倍。本堂主人念蒐羅之不易，嘆商賈之居奇，因廣籌資本，分赴各省購求名刻古本，充棟汗牛，幾於大備，售價又一概從廉，以爲好古之助……茲擇於十月二十七日新張於北門內，務望光顧，以證不欺。”張鈞九筆墨店在當年的一則報紙廣告中稱：“另有增像三國列國聊齋西廂各樣石印書籍，一概批發不誤。”該號同時代售上海同文書局版《紅樓夢》。
民國初年，天津《大公報》刊“特別廣告”言：“兼辦印刷華洋文書籍……現世界進化物質愈尚文明，本館不惜工料，精益求精。”由此，《大公報》對文化熱心傳播之志可見一斑。
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北方書店等進步出版行業常以天津報刊廣告爲紐帶，向讀者介紹經典書籍與高尚文化，形式新穎生動，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中華書局1934年隆重推出重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備要》，在《大公報》的廣告中說：選切實有用之書，依最精最善之本。字體大小適宜，既經濟又不傷目力，書品特別寬大，五開大本天地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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