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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租界地置地當寓公，曾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下野政客們一件頗爲時髦的事情。之所以選在天津，一來租界地裏安全，甭管誰上臺，都不會跑到租界地裏找麻煩；二來天津離着政治大舞臺北京近，前臺無論發生什麼事，後院立刻知道，可進可退，十分方便。
在天津的租界裏，那些民國時期的總理、總長，還有北洋時期的各省督軍及早年聲名顯赫的遺老遺少、官僚買辦比比皆是，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幾乎走過一個大院子就能說出一個人名，溥儀、那桐、袁世凱、馮國璋、唐紹儀、張勳、孫傳芳……隨便拎出來一個，就是軍政界的大腕。如此多的大人物集中在一座城市的某一狹窄地域內，這似乎只有天津衛纔有這般的“榮幸”。
今天當人們從高樓林立的天津窺到那一百年前的津門舊影，偶然經過那些鑲着白色玉石文物標牌的熟悉建築，往往會恍然一驚，這些帶着異國風情舊建築的老主人，正是那些曾在租界地蓋樓娶妾頤養天年，抑或是今朝當總統明日當寓公的中國近代史上的各界風雲人物，爲途經的人們裹上了一層又一層的舊日心情……
“寓公”一詞，古已有之。據《辭源》解釋，寓公係指失去領地寄寓他國的諸侯而言，後來也泛指寄居他鄉的官吏身份之人。
清末，天津成爲距離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戶籍的城市人口就達四十萬。升遷無望的失寵大臣，在京城不敢張揚不義之財的王爺，觀望宮廷變化的下野官吏，統統跑到天津這塊風水寶地來，置房子買地做買賣都能發財。及至近代，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封建皇室、貴族、重臣頓時失去權勢，被稱爲遺老遺少，成爲被時代拋棄的落伍者；民國建立以後，北洋軍事集團攫取了政權，政局動盪不安，派系紛爭乃至窮兵黷武，權柄頻頻易手，軍閥、政客忽而上臺忽而下野，政壇人事朝夕嬗變。這樣，社會上就出現了一批批所謂寓公的特殊人物，他們棲身於租界，託庇於外國勢力之下。天津距政治中心北京，近在咫尺，又是外國租界最多的繁華都市，很自然地成爲了寓公雲集之地。
天津到底有多少寓公？
就清朝遺老遺少來說，地位最顯赫的莫過於遜帝溥儀。其他貴胄人物如溥儀的父親載灃、慶親王載振，以及滿漢臣僚載濤、那桐、鐵良、榮慶、李淮、張鳴岐、馬玉昆乃至太監小德張等等，都在天津築有安樂窩。
北洋政府的許多要員，還在臺上掌權的時候便在天津安置了私宅，以爲退身之路。北洋政府的五位大總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和曹錕，在天津租界都有奢華的宅邸。北洋政府時期的32屆內閣，有三分之一的總理，如段祺瑞、靳雲鵬、唐紹儀、張紹曾、龔心湛、顏惠慶、顧維鈞、熊希齡、樑士詒、高凌霨、潘復等，都曾在天津或久居、或暫住，設有公館。內閣部長一級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聲顯赫的如曹汝霖、王揖唐、王克敏、曾毓雋、段芝貴、鮑貴卿、陸錦、劉冠雄、吳毓麟、吳光新……至於下野的督軍、督辦、巡閱使和省長一類的人物也是多不勝數，如張勳、倪嗣沖、孫傳芳、王佔元、陳光遠、齊燮元、盧永祥、李厚基、田中玉、王懷慶、湯玉麟、張作相……等而次之，寓居天津的一般軍長、師長、廳長、局長，誇張一點說，多如過江之鯽。有人曾做過估計，天津租界裏的寓公先後不下500人之多。他們形成了天津社會一種潛在勢力，讓天津成爲了一個醞釀政治風雲的“大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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