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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昌 |
當寓公的下野政客，並非悠閒自在，大部分人還想伺機再走上前臺北京，去發號施令，去發揮“餘熱”。但也有人心甘情願當一回閒雲野鶴，安心頤養天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的徐世昌，1922年被直係軍閥擊敗下臺後，就曾寓居在英租界牛津道一所小洋樓裏，做了17年“租界寓公”。
徐世昌的住所是單獨一個大院，即現今的新華路255號，樓房系三層，磚木結構，其別緻的凹字形陡峭瓦屋頂與弧形歐式觀賞露臺，相互襯托，具有鮮明的英式別墅建築特色。室內裝修具有中國傳統意味，各種設備齊全。院內花木扶疏，景色秀麗。與他“文治總統”的身份十分相稱。
徐世昌在天津寓所裏，著書立說，詩、書、畫一體三面。書房匾題“退耕堂”，輯《退耕堂政書》，明志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徐氏編書、刻書30餘種，如《清儒學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徐世昌還是一位精於鑑賞的文物收藏家，如揚州畫派啓蒙者清初畫家八大山人朱耷的《河上畫圖》寫意長卷，是其十分難得的花卉代表作，徐一見傾倒，購藏後鈐章祕寶之。如今它已歸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成爲清人作品的鎮館之寶。
徐世昌喜歡在住宅空地上開畦種菜。每當茶餘飯後，他就來到菜畦旁，或親自指點傭人培植蔬菜，或自己換上短衣，手持鋤頭，在菜畦中間勞作，並以此爲題拍攝照片，題名爲“退耕圖”。他常吟古詩“八十老翁頑似鐵，三更風雨採菱歸”，引以自豪。
徐世昌與嚴修是同年考進士之摯友，徐在寓所多次接待過嚴修。嚴修創辦南開學校時，徐世昌帶頭慷慨解囊捐資。張伯岑校長承諾：凡徐家後人入南開毋庸考試。
爲了表示厭倦國事，他從不看報，並不許子女在他面前議論國事。“九一八事變”後，他一反常態，每晚睡前讓子女讀報。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對時局更加關心，並推斷蔣介石“縱然有些諾言，也是權宜之計，過後可以不算數”。蔣後來所作所爲果然不出其所料。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漢奸王克敏、僞天津市長潘毓桂、日本師團長板垣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多次勸說徐世昌出任“華北的領袖”，徐世昌不但閉門不見，還痛斥這些敗類：貪一時名利，出賣整個國家民族，違背天理良心，晚節不忠。
這一年，日本人在天津遊說的不僅是徐世昌一人，還有政治名聲不太好而且無論身份、名望都能與蔣介石相對等的曹錕，曹錕的舊宅離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鐘的路程。但令日本人扼腕的是，此時的曹錕可謂高風亮節。無論是面對日本特務還是漢奸，或是不開大門，或是大聲斥責，堅決不當漢奸。因此，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追贈曹錕爲陸軍一級上將。這當是曹錕一生中最爲耀眼的亮光。
倪嗣沖
倪嗣沖出身官僚家庭，是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安徽督軍。做官後的他由於深知官場內幕，善於鑽營，得到袁世凱的賞識。他的軍政生涯中，緊緊追隨袁世凱和段祺瑞，可謂北洋派皖系急先鋒。但1920年，皖系戰敗，倪嗣沖辭去安徽軍政各職，寓居天津。
和其他寓公不同的是，倪嗣沖是北洋軍閥中在天津投資最多的一人。他曾投資金城銀行60萬元，投資大陸銀行10萬元。倪嗣沖身邊的王郅隆，是天津糧業的權威，在商會中也是個主要人物，對於經營鹽務、糧業、銀行業均有豐富經驗，尤其是在合作運銷江南大米、兜售軍糧生意中替倪嗣沖撈到了鉅額利潤。
隨着天津民族工業的發展，超額利潤大大地吸引了北洋軍閥官僚投資於見效快的紡織、食品及化學工業。倪嗣沖也不例外。
天津裕元紗廠是倪投資最多的一個企業，投資額達100餘萬元，他還投資20餘萬元在西站開設大豐機器麪粉公司，與天津大鹽商李頌臣合資設恆益糧號，投資4萬元。倪嗣沖還投資中國油漆公司創辦北京丹鳳火柴公司，後與天津華昌火柴公司合併，改爲丹華火柴公司、生產安全火柴。
財源廣進讓倪嗣沖在天津頻蓋寓所。倪嗣沖在津寓所有三處，第一處在原意租界三馬路(今河北區進步道)西段南側，是一幢非常講究的大樓。第二處在原英租界圍牆道(今南京路和平保育院)，原爲一座大樓，院內地勢寬敞，他又加蓋樓房一幢，有假山、涼亭，配以花草樹木；甚爲幽雅。倪嗣沖很是喜歡這裏，自1920年在天津寓居後，就一直住在這裏。第三處在原英租界馬場道(今兒童醫院址)，倪購置地皮後，計劃興建爲晚年生活的倪家花園。這第三座住宅僅建成院牆及花房數間，1924年，倪嗣沖便患瘋癲病死。他在天津留下的除了他顯赫一時的名聲，還有來不及享受的萬貫家財。(沈沂 杜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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