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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6月26日，在天津《大公報》上，刊登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則徵婚廣告。這條徵婚廣告在從來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姻中，殺出一條“血路”———青年男女不再是被“忽略不計”的當事人，也終於開始擁有了自己選擇伴侶的權利……
“某女，24歲，1.60米，本科學歷，貌美膚白，溫柔體貼，個性開朗，欲求……的男子爲伴”。這樣的徵婚廣告，翻開報紙、打開電視、走進婚姻介紹所，隨處可見。如今的人們，對直率地尋求伴侶已經習以爲常，而在100多年前，這樣的廣告就已經在報紙上刊登了。
財貌無關人要好 刊登廣告自徵婚
1902年天津《大公報》上刊登的這則徵婚廣告頗有新意：“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來遊學。此君尚未娶婦，意欲訪求天下有志女人，聘定爲室。其主義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曉中西學術門徑。三聘娶儀節悉照文明通例，盡除中國舊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諸格及自願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權者，毋論滿漢新舊，貧富貴賤，長幼妍媸，均可。請即郵寄親筆覆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來信託天津《大公報》館或青年會二處代收。
這位“南清志士”的擇偶標準，無疑也一領時代之潮流，反映了當時的先進人士對理想女性的看法。廣告中，沒有“有房有車，月薪8000”的炫耀，也沒有了對民族、門第、外貌甚至於年齡諸多樣膚淺的要求，他所求的只是志同道合、心靈相契。
據天津圖書館民國研究室王向峯介紹，徵婚廣告並沒有就此完結，繼“南清志士”之後，通過廣告徵婚者間而有之。1905年，留日學生王建善刊登了一則題爲《通信結婚法敬告女同志》的徵婚廣告，頗引世人注目。王建善在廣告中先表達了自己對婚姻的看法，指出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男女自由交往並不太可行，通過通信的方式結識以至結婚，倒不失爲明智之舉。他宣佈“創法請自我始”，並將通信地址公佈於衆，聲明，“信到，誓不示他人”。
王建善初登廣告，本來是爲自己徵婚。很快收到迴音後，他又一次刊登廣告，這一次，倒像是有意推廣這一方法了。廣告中言：“此法由男女先行通信，各抒衷曲，徐議訂婚是也。自將此法登報後，竟有與僕通信者，足見斯道不孤。男女配合，以專爲貴，故須守一夫一妻主義。然擇偶之際，不妨多其途以求之。如有女同志願與餘通信者，請奮自由之勇氣，幸勿以怯懦自阻。”
結婚證書破舊例 婚慶典禮有演講
在民間收藏家韓英的家中，記者看到了民國時期統一格式的結婚證書，樣子類似古代的奏摺。淡黃色的硬紙面正中，豎題四個紅色大字“結婚證書”，下方印着“天津特別市公署社會局制”。展開“奏摺”，映入眼簾的或是盤旋的龍鳳、或是並蒂的百合、或是戲水的鴛鴦……都是爲了取個成雙成對、百年好合的吉利。
據韓英介紹，與舊式婚禮有明顯區別的，除了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書就是演說。演說多半是針對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發表一番言論，有爲一種新事物鳴鑼開道的意思。因此，演說者，都是當時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名流。
《大公報》於1901年報道的一場題爲《文明結婚》的婚禮上，演說者爲該報的創辦人英斂之。演說詞中有：“夫婦之道，最重愛情。有此種真精神以固於其間，則百年和合，永無反目之虞。我國數千年來，婚姻一事，專聽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禍之烈，不可勝言……且我國結婚一事，繁文縟節，虛浮濫費，舉皆無益……”在這則報道中，還專門記錄了新郎新娘互戴結婚戒指的細節：“仿泰西通俗，互將戒指戴於手上。”大概中國人戴結婚戒指的風俗，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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