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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7日晚，天津城裏一片安寧，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響起後，地接京畿的天津尤爲受到清政府的“照顧”，各種檢查不時地出現，晚上百姓們早早地就鎖了大門，街上空蕩蕩的，毫無生氣。
在大經路上打更的更夫正緊縮着身體，腋下彆着燈籠慢慢地走着。“今天晚上比平時冷，也想早點到天亮啊。”他心裏想着，雖然這個願望是那樣的遙遠，因爲他剛剛開始今天的工作。遠遠地，他望見了直隸總督衙門口那忽明忽暗的燈火，輕聲地說：“哎，官老爺們都睡了，他們可不知道這夜裏有多冷啊。”這時，從他路過的一個小院裏傳出了自鳴鐘那特有的報時聲，“當，當，當……”整整敲了十下，“哎，又要敲梆子了。”他正把插在袖口裏的手拿出來，準備敲梆子的時候，“轟”的一聲巨響，把他震的頭髮暈眼發花，整個人順勢就坐在了地上，“這是怎麼了，什麼聲音啊？”正當他慢慢清醒的時候，發現離直隸總督衙門不遠的一間木廠裏，燃起了熊熊大火，剛纔那聲“轟”的巨響就是從那裏傳出來的。
剛回過神的他，正準備喊人救火的時候，眼前的一幕又再次讓他驚呆了。只見百十個身着新軍軍服，腰繫白色布帶的軍人，正提着槍向總督衙門衝過去，在不時閃動的火光下，他看清楚了，這些軍人雖然穿着新軍的軍服，但是卻少了一個與新軍一樣的東西，就是後腦上那根長長的辮子。代替它的就是緊貼在後腦上的齊耳短髮。“革命黨！”更夫大張着的嘴卻發不出一點聲音，太突然了，太快了，他已經忘記了呼喊。
這時，直隸總督衙門的守軍也發現了這一羣來者不善的人馬，馬上就鳴槍警告，但得到的回答卻是一顆顆帶着革命火焰的子彈，守軍經過短暫的慌亂後，開始了有組織的還擊，駐紮在衙門附近的清軍也開始向總督衙門靠攏。漸漸地，人數不多的革命軍開始處於下風……
這一幕，並不是人們杜撰出來的傳說，卻是實實在在發生在天津歷史上的一件事，只是就像突然爆發一樣，革命的火焰也很快地被前來鎮壓的清軍撲滅了。這就是———天津起義。
響應革命圖起義
津城力量大聯合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人心振奮，革命黨積極籌劃在天津採取行動，以此聲援南方，迅速取得徹底推翻清王朝統治的全面勝利。
天津文史館館員楊大辛先生告訴記者，武昌起義爆發後，天津的革命小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除共和會、鐵血會外，還有光復團、急進會、女子暗殺團、北方革命總團、北方共和團等等，革命氣氛相當濃厚，各派政治力量猛烈地衝擊着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原在北方進行革命活動的胡鄂公，1911年春南下到上海，又輾轉去南昌、開封、漢口等地進行革命活動，武昌起義爆發時，他正在漢口，馬上被湖北軍政府任命爲鄂軍水陸總指揮。不久，北京同盟會要求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派胡鄂公北上，加快北方革命的步伐；經軍政府議決，派胡鄂公爲鄂軍政府全權代表，前往天津主持北方革命，並撥款1萬元作爲辦公費用。同年11月20日，胡鄂公經上海北上抵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長髮棧。到天津以後，立即與白毓昆(白雅雨)、胡伯寅(胡憲)、孫諫聲、陳之驥等革命黨人接頭，策劃在京、津、保、灤、通各地進行革命活動的步驟。自此，北方的革命有了新的開展。
12月2日，胡鄂公以鄂軍政府代表的名義在北洋醫學堂召集京、津、保、灤、石(石家莊)等地的革命黨人五十餘人開會，討論集中統一指揮北方革命力量問題。會議決定設鄂軍代表辦事處於天津；在京、津、保、灤、通、石各地分設總指揮處。總指揮由鄂軍代表胡鄂公兼任，下設祕書處及參謀、軍事、交通、聯絡四部，以熊得山爲祕書長，孫諫聲爲參謀部長，陳濤爲軍事部長，白毓昆爲交通部長，吳若龍爲聯絡部長。各地指揮處分別成立司令部，指揮各地區的起義行動。北方武裝起義之舉，已經迫在眉睫。
雖然先於天津起義的聲勢浩大的灤州起義以失敗告終，但卻沒有澆滅革命的火焰，天津起義仍在緊張的策劃當中。
成立起義司令部
兵分九路攻督府
起義、暗殺行動的接連失敗，使北方革命面臨着緊急關頭。這一期間，南方的革命軍內部的妥協勢力越來越膨脹。他們懾於袁世凱表面力量的強大，不惜以讓出最高統治權爲條件，借袁世凱的手，迫使清帝退位。當時，孫中山在和平妥協派的包圍之下，不得不表示辭去臨時總統職務；但他明確表示：“本總統當親督江皖之師北伐”，堅持了保衛共和制度的堅定立場。
1月初，胡鄂公從天津經秦皇島乘船南下，10日抵上海後，曾與滬軍都督陳其美會晤。陳告訴胡：孫中山正在積極規劃北伐，希望北方採取武裝行動加以配合。胡到南京後，與陸軍總軍長黃興到總統府見孫中山，孫明確表示“北方革命運動，固重於目前一切也。”當場命黃興從陸軍撥給北方經費20萬元。很明顯，孫中山先生是寄希望於北方的武裝起義。
胡鄂公北返天津後，於1月27日在法租界老西開召開了北方革命協會和團體代表緊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胡鄂公傳達了去南京見孫中山的情況，然後討論建立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及發動武裝起義的問題。會議推舉了胡鄂公爲北方革命軍總司令，至於起義的時間，最後議定：“事關軍事機密，應由北方總司令部決定。”當日下午，北方革命協會在法租界吉祥裏14號召開會議，具體研究了天津起義及京、保、通各地響應的步驟，確定於1月29日夜12時舉事。計劃分爲9路軍，一直圍攻直隸總督衙門，同時攻佔巡警道署、督練公所及電報電話等通訊機關、橋樑、鐵路道口等，一部分清軍及巡警經過策動在起義後可以響應；在攻佔督署之後，立即宣佈成立津軍都督府。對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及津軍都督府的各部部長人選，也一一做了安排。
部署停當以後，立即開始製作起義之旗幟、襟章、臂纏標誌，對各路軍分發槍械炸彈，寫文告及譯寫致各國領屬照會，緊張地忙了一夜。
兩個酒鬼誤大事
醉眼迷離看錯時
1月29日，預定的起義日期來到。根據事先的安排，由同情中國革命的一個姓谷村的日本人及擔任翻譯的王一民兩個人負責燃放信號炮。
“然而，歷史在這裏又上演了一個讓人無奈的悲劇。”原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羅澍偉告訴記者，這一天的晚上，谷村和王一民在執行任務前痛飲一番，喝得酩酊大醉，然後纔出發，潛伏於總督衙門附近的一家木廠內等待時間。至10時，鄰院的時鐘誤打了12下，谷村看了下自己的夜光錶，卻看錯了長短針，忙說：“時間到了！”馬上就要求王一民去點燃信號彈。在點火時，王一民還因爲一時着急竟將谷村當場炸死。
由於過早地發出了信號，各路隊伍一時措手不及，有的聚集不全，有的被迫倉促行動，因而原部署全部被打亂，結果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第一司令姜賜卿糾集各路隊伍120餘人，集中力量攻打督署，卻遇到清軍的強烈抵抗幷包圍。在戰鬥中，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九路司令韓佐治相繼戰死；姜賜卿下令突圍退卻，第八路司令何南屏又在掩護退卻中犧牲，姜賜卿也受重傷，攻佔督署的舉動宣告失敗。其他各路軍亦均失利，死難多人。天津起義就這樣失敗了。
革命團體解散
北方運動漸消
另據記載，2月9日晚間，胡鄂公接到吳若龍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清帝已決定於2月12日退位，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繼任總統，這個消息使天津革命黨人非常懊喪，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換來的卻是南北妥協。
2月14日，孫中山提出辭去臨時總統職務。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總統。胡鄂公有鑑於此，便於17日召集北方各團體會議，決定北方革命協會、北方革命總司令部及所屬之各地總司令部、總指揮部以及各革命團體，自即日起一律宣佈解散。
其後不久，汪精衛又受袁世凱之命，攜帶20萬元前來天津，召集北方各革命團體開會，藉口清帝退位，革命目的已經達到，宣佈各團體一律解散，其成員除參加同盟會者以外，一律資遣回籍。至此，轟轟烈烈的北方革命運動就煙消雲散了。
天津北方革命策源地
楊大辛告訴記者，天津地接京畿，又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駐地，工商輻輳，交通暢達，是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辛亥革命時期，天津也是革命黨人在北方進行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早在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就曾派廖仲愷北上天津，與法國社會黨人取得聯繫，以爭取國際正義人士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贊助。後來，孫中山再次派廖仲愷北上，途經天津去東北進行活動。
天津同盟會始建於何時，沒有確切的記載，僅見到早期女革命家劉清揚寫的回憶錄中提到：“在辛亥年間，經人介紹我加入了同盟會……天津同盟會的領導並不健全，組織很散漫，當然沒有嚴密的紀律和計劃性，但憑人們的愛國熱情，分別集合一些小集團進行活動。天津同盟會的會址，是在法國租界老西開的廣場東面，有一些矮小的平房，裏面住着一位領導負責人，名叫胡伯寅，是河南人，年約40歲左右，日本留學生。就由他個人與大家取得聯繫，指導大家的活動，並無任何經濟支援，大家參加革命是出於主動自願的。”
這些敘述雖然簡略，但卻具體說明了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在天津已經建立組織並開展了活動。
1909年，保定的一些青年學生聯絡北京、天津共同發起建立“共和會”的組織。發起人是保定農業學堂的胡新三(後改名爲鄂公)、熊得山等。共和會於1909年11月間在保定蓮池書院召開了籌備會成立會，參加者除北京、天津、保定的代表外，還有清軍第6鎮的愛國士兵。轉年5月16日在保定西南郊外正式舉行了成立大會，天津代表覃秉清、江元吉、龔善支參加。大會對開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鬥爭及建立各地分會、支部組織等，都做了部署。
共和會的建立，有力地推動了京、津、保等地的革命鬥爭。共和會號召青年學生“斷髮”，即剪去清朝統治的標誌———辮子，一時成爲革命風尚。（記者 王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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