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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先唱革命戲津城再響反帝槍
1911年的天津，是個多事之秋。就在這一年，天津發生了一件震驚戲界的事件：著名的文明戲演員王鐘聲被殺害了。因爲他不僅僅是個演員，更是個革命志士。
辛亥革命爆發後，王鐘聲拋棄了粉墨生涯，投筆從戎，上海攻打高昌廟製造局的一夜，他也加入了衝鋒的行列。就在這一夜的12點，他到丹桂戲院後臺，借了一身軍裝，一把指揮刀，出發去作戰。他演的戲，有《秋瑾》、《波蘭亡國慘》等，都是悲天憫人、洋溢愛國激情的新劇本。上海光復後，他接受革命黨的委託來天津籌劃起義，不幸罹難。
1911年對於王鐘聲來說，是太過短暫的一年。
奔走宣傳急行動
投筆從戎推王朝
當《黑奴籲天錄》首度在國內演出的時候，舞臺上那名叫伊思賽的女奴正是王鐘聲扮演的。已經是同盟會會員的他，認爲“中國要富強必須革命，革命要靠宣傳。宣傳的辦法，一是辦報，二是改良戲劇”。因而，他立志改革戲劇。1907年，他不顧家庭的阻攔和社會的壓力，離開廣西來到上海。
憑着一腔熱忱，加上聰明機智、擅長言辭、富有組織能力的天賦，在馬相伯、汪笑儂等人的幫助下，組織起中國第一支新戲劇團“春陽社”，專演新戲。
從此，這個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留學德國的人，在歷任幕僚、法政學堂監督和洋務局總辦後，毅然投入了戲劇改良當中，希望以此在廣大民衆中宣傳革命思想。
春陽社的演員來自各行各業，許多人是京劇票友，他們想在劇中亮亮嗓子唱段京戲，春陽社的任文毅對此加以反對，而王鐘聲卻說，只要是宣傳革命，誰都可以登臺演出。
春陽社的旗幟打出去了，《黑奴籲天錄》的廣告也打出去了。王鐘聲在上海有些號召力，劇場門口和臺口的紅底金字牌上寫上了“主演：鐘聲先生”；任文毅也署上了自己的藝名：“任天知”。
《黑奴籲天錄》串演了三天，雖然轟動一時，但觀後效果並不理想。一些有見識的觀客評價道：新劇裏面唱西皮，舊劇不是舊劇，新劇也不是新劇，是個“四不像”。
任天知意識到，光靠一些京劇票友，演不好新劇，他想要培養新的演員，於是和王鐘聲商量，要辦一所戲劇學校來培養自己的演員。王鐘聲是個痛快人，說幹就幹，報紙上一登廣告，一所名爲通鑑學校的戲劇學校就辦起來了。
學校沒有什麼書讀，就是學戲排戲。戲排好了，就去演出。
然而，在南方，革命正處在爆發前的沉寂時期，戲劇市場也不那麼景氣。新劇在艱難中探索。任天知想，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已經起步，這條路就要一走到底。
“新劇就是自己的事業。”任天知這麼想，王鐘聲卻並不這麼想。因爲在王鐘聲的面前，有一件更加緊要的事在召喚着他，那就是變宣傳爲行動：“組織武裝起義，推翻滿清皇朝！”
反清假手文明戲
率領伶人蔘義舉
王鐘聲離開了。1909年到1911年，他不斷北上，在京津一帶演出。
他帶劇團到北京，與著名京劇演員楊小樓、梅蘭芳等同臺表演。他多次來到天津，在下天仙戲院及同樂茶園演出。一時王鐘聲的名聲大噪，極受觀衆的讚許。王鐘聲在天津與移風樂會會長劉子良等相識，共同探討戲劇改革，結爲友好。1911年初，他率劇團在京津各劇場演出《熱血》、《鳴不平》、《官場現形記》及《秋瑾》、《徐錫麟》等戲。王鐘聲所演的戲，不用鑼鼓場面，名爲“改良新戲”，即一般人所說的“文明戲”，實爲我國話劇運動的濫觴。
王鐘聲的新戲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在北方，他與有反清思想的京劇藝人田際雲以組班演出的名義在京津一帶進行活動。此時，北京風聲甚緊，清政府佈置“密查革命黨入都之舉動”，王鐘聲因在演出中言辭過激、且又經常出入於一些革命黨人活動的會館，終被拘捕。1911年7月，他被清政府拘捕，押送回浙江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0月22日，革命黨人攻佔長沙；陝西新軍會黨攻佔西安。接着，山西、雲南、江西先後宣告獨立……
11月3日，上海爆發武裝起義。王鐘聲突然出現在丹桂第一臺劇院後臺。
伶界的演員們都已參加商團公會，而商團就是武裝起義中的主力，但起義的當晚，劇院卻在照常演出。王鐘聲從管衣箱的管事那裏借了一套軍裝、一把指揮刀，把自己打扮起來。待到戲一散，團員圍攏過來，問他：“我們怎麼辦？”
王鐘聲抽出指揮刀，發令道：“趕赴南市南操場集合，攻打江南製造局！”江南製造局位於南門外高昌廟地區黃浦江畔，是清政府主要軍火製造廠，當時儲存有大批軍火槍炮。4日凌晨，商團千餘名將士開始了對製造局的總攻。
津城密謀反帝制
百密一疏被告發
1911年11月，王鐘聲再次抵達天津，而這一次不同以往，他不再僅僅是來演出，而是密謀聯絡天津伶人起義。這一次王鐘聲來天津就是要發動民衆，揭露袁世凱恢復帝制的陰謀，推翻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他和幾個同伴一起北上，潛居奧租界“移風樂會”會長劉子良家中，祕密召集戲劇界同行故舊，醞釀舉事。
11月的一天，他到天津後，便找到他的連襟、著名演員汪笑儂。汪笑儂關切地問王鐘聲：“風聲這樣緊，你到天津幹什麼？”
汪笑儂是滿族人，出身在一個官宦之家，原名叫德克津。他能書善畫，通曉歷史，長於詩詞，先後寫過二十多個劇本，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他曾當過河南太康知縣，因喜歡汪派，就向當時的戲劇名家汪桂芬求教，汪嗤笑他，於是他改名汪笑儂，發憤學戲，終於成爲著名的京劇演員和劇作家。
王鐘聲拿出身邊的手槍、子彈給汪笑儂看，說：“上海和武昌已經起義了，要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我這次來天津就是爲了發動民衆，起來奪取政權。”
“你準備從哪裏開始動手？”汪笑儂問。
“先佔領北洋機器製造局，奪取武器。”三十多歲的王鐘聲劍眉高挑，英姿勃勃。
就在他與汪笑儂侃侃而談的時候，汪笑儂家正躺着一個大煙鬼———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
王鐘聲太大意了，他沒有想到這個歷來以同情革命而爲人所稱道的袁二公子，轉頭就去拜訪了直隸總督陳夔龍。直隸總督陳夔龍密令楊以德立即逮捕王鐘聲。當晚，南段警察總辦場十餘人到奧租界劉子良家將王鐘聲及劉子良、朱琦、佟堯山、吳楚湘、陸金浦、曹恩祥等人逮捕，當場搜出一顆都督印信和若干文件、信函等。
義士身遭十三槍
壯志未酬先捐軀
武昌起義後，南方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擁護共和；北方各地危機四伏，武裝起義一觸即發。清政府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但仍在做最後的掙扎。1911年12月2日，革命黨人王鐘聲，被天津鎮總兵張懷芝殘酷殺害。
遵照陳夔龍的授意，被捕后王鐘聲被交由天津鎮總兵張懷芝辦理。張懷芝把王鐘聲等人交軍法官開庭突擊審訊。在法庭上，王鐘聲直言不諱，承認自己是革命黨人，爲了進行革命活動從上海來到天津。
他理直氣壯地質問軍法官：“九月初九上諭，大開黨禁，非據法律不得持擅以嫌逮捕。我是革命黨，你們把我怎麼樣？”軍法官被問得張口結舌，請示張懷芝怎麼辦；張懷芝也感到棘手。經與陳夔龍密商，決定按行營拿獲奸細論罪，立即處以死刑。
轉天下午，王鐘聲被綁赴郊外韓柳墅疙瘩窪刑場。他神色怡然，視死如歸。張懷芝本來想將他斬首，但王鐘聲着重提出：“革命黨人非畏死，但斬首野蠻，請改爲槍擊。”
寒冬的刑場，劊子手拿槍的手在發抖，射出的第一槍竟然沒有命中。“你們這些狗奴才，國家的敗類。”王鐘聲大罵陳夔龍、張懷芝、楊以德等人。劊子手的手抖得更厲害了。“驅逐韃虜，光復大漢！”
王鐘聲倒下了，執刑人連擊13槍，他才倒下去。血流了一地，猩紅色的，漸漸滲透在泥土中，滲透在人們的心裏。
王鐘聲被殺害的消息傳出去後，社會輿論大譁，就連順直諮議局、直隸保安會的士紳們都指責陳夔龍不應鎮壓革命黨人。陳夔龍惟恐事態擴大，連忙張貼“安民”告示，曉諭“切勿輕聽謠言”；探訪局也給報社寫信，說什麼“敝局捕拿土匪之原因”。欲蓋彌彰，不能自圓其說。
王鐘聲的犧牲，讓革命黨人羣情激憤，血腥鎮壓越發激起了社會各界的義憤。他的死亡不但沒有磨滅人們的意志，也沒有起到清政府想象的“殺一儆百”的作用，反而讓一把大火在人們心中熊熊燃燒起來，一次次起義如燎原星火，在北方接連爆發。
王鐘聲(1874～1911)，中國早期話劇(新劇)活動家、劇作家、演員。原名熙普，又名宗成，浙江紹興人。1898年留學德國，攻讀法政8年。回國後曾歷任法政學堂監督、洋務局總辦等，並加入同盟會。1907年受聘主持通鑑學校，培養新劇演員。後率學生以“春陽社”名義在北京等地演出《秋瑾》、《徐錫麟》等新劇。編演劇目尚有《官場現形記》、《孽海花》、《愛國血》、《革命家庭》等。
1911年11月上海光復之後，他隻身受命“北上運動軍隊”，進行策反活動，不幸事情泄密，在天津奧租界被捕，12月2日夜12時，清北洋巡防大臣張懷芝“奉袁世凱之命槍斃王熙普於其官署前”，時年37歲。（記者 沈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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