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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潭秋烈士 |
83年前，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和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10餘位中共一大代表在這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83年後，記者瞭解到，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曾經兩次到過天津，指導順直黨委的工作。在南開大學西南村教師住宅中，記者採訪了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之子、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陳志遠教授。
記者如約走進陳教授家中，在他書房的書架上，記者看到了陳潭秋烈士和徐全直烈士的遺像。於是，圍繞着這兩張照片，記者開始了對陳志遠教授的採訪。
嚴父別妻赴蘇區
慈母留守勇就義
當記者問起這兩張照片的來歷時，陳教授介紹說：“這兩張照片都是後來從親人和父母親革命過的地方得到的。對我來說，非常遺憾的事情就是，我剛剛出生就失去了我的母親；在我十歲的時候，我失去了未曾見過一面的父親。”
“我母親1903年出生在湖北省一個貧苦農民的家中，1919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師範讀書，1921年暑假，母親參加了父親陳潭秋組織的婦女讀書會，並於1923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天，在武昌，與我父親結成革命伴侶。從1927年7月開始直到1933年初，我母親同父親一道戰鬥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1933年初，中央決定，正在上海工作的陳潭秋和徐全直一同進入中央蘇區工作，這是當時許多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同志十分神往的地方。得知這一消息，兩人處理完手邊的工作，辦好工作交接手續，準備及早起程開赴蘇區。可是此時徐全直已經懷孕，那個尚未出世的孩子就是陳志遠教授。當時徐全直的預產期臨近，從上海到中央蘇區，路途遙遠，跋山涉水，行程艱難，一路上多有不便，於是，在徵得中央同意後，決定，陳潭秋先走，徐全直等分娩後，再赴蘇區。臨行前，陳潭秋還給自己的三哥和六哥寫了一封信，安排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的撫養問題。
“誰知道這竟然成了我父親和母親的訣別。20世紀80年代，我回到家鄉，到我父親和母親的紀念館瞻仰，當時我正在母親的照片前默哀，這時候，我堂姐的一個同學在我身邊說：‘你母親就是爲了生你才被捕犧牲的。’我聽到這句話，長時間壓在我心頭的負疚感一下子迸發了出來，我當時失聲痛哭。”
說到這裏，陳志遠教授的聲音有些哽咽，眼圈微微發紅。1933年4月，陳志遠出生了，徐全直出院後，就帶着他潛居在同鄉家中，打算把剛剛出世的陳志遠放在同鄉家中，等候從故鄉來的人接到湖北農村撫養，徐全直自己則準備到中央蘇區工作。1933年6月20日下午，徐全直到上海廈門路56號黨的祕密接頭點，聯繫去中央蘇區的有關事項，但該聯絡點已經遭到破壞，尚未接到通知的徐全直進入房間後，感到情況有變化，就立即退出來，卻被躲藏在房間周圍的國民黨特務抓住了。被囚禁於南京警備司令監獄，第二年2月初犧牲在南京雨花臺，那時徐全直年僅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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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曾見過父母，是陳志遠永久的遺憾。 |
軍閥背信設奸計
被囚一年凜捐軀
“當我的父親陳潭秋犧牲的時候，我當時在湖北農村六伯父的家裏，雖然當時有一些傳聞，可能父親已經犧牲了，但未能得到證實，而詳細瞭解到父親犧牲的情況還是在解放以後。”陳志遠教授介紹。
1939年5月，陳潭秋奉命從蘇聯回國，途經烏魯木齊市。7月，接到中央的指示，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負責人。在新疆工作期間，陳潭秋重視培養和團結進步青年，發揮他們的作用，並團結各族人民齊心協力地支援抗日戰爭，領導在新疆的共產黨人爲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許多實事、好事。陳潭秋接任時，正是新疆軍閥盛世才反動本質逐漸暴露之時，並在1942年公開投靠蔣介石，這一年的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的名義，軟禁陳潭秋，第二年2月投入監獄。“當時父親知道情況有變化，但非常從容地回到房間裏換好了西服，並將有關工作祕密交代清楚，才隨盛世纔派來的人離開住所。”經過兩個多月的殘酷審訊，陳潭秋堅貞不屈，盛世才黔驢技窮，最終在1943年9月27日，祕密殺害了陳潭秋、毛澤民和林路基。
“由於陳潭秋在黨內的影響，在1945年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時，已經英勇就義的父親還當選爲中央委員。被盛世才關押的一百多位共產黨的幹部和家屬直到1946年7月11日纔回到延安。”陳志遠教授是在20世紀50年代才從報紙上了解到了父親在新疆遇害的情況。
兩到天津傳指示
巡視順直黨組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潭秋調任爲江西省委書記，祕密參與南昌起義的準備。“八一”起義後，陳潭秋先後到江蘇省和上海工作。黨的“六大”召開後，陳潭秋任中央組織部祕書，當時的組織部長是周恩來。陳潭秋協助周恩來處理組織部的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央決定由陳潭秋擔任中央巡視員，到順直地區巡視工作。就這樣，陳潭秋開始了天津之行。6月26日，陳潭秋從上海乘坐輪船到天津，以中央巡視員身份巡視順直省委的情況。當時北方黨的工作在李大釗同志被捕犧牲後，一直未能順利開展，此時派陳潭秋到天津，就是希望能夠更多地瞭解北方黨的實際情況。
陳潭秋到了天津後，先在租界找旅館住了下來，之後，按照事前約定的聯絡方式，與北方黨組織進行聯絡，但在當時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破壞較爲嚴重，直到7月7日，才與順直省委取得聯繫。7月9日，陳潭秋參加了順直黨委的常委擴大會議，在這個會議上，陳潭秋開門見山地宣佈了中央派他來順直省委巡視的任務，他說：“中央派我巡視順直省委的工作，任務是什麼呢？主要是因爲中央很久沒有接到順直省委的工作報告，讓我到這裏考察順直省委工作的實際情況，並指導和整理順直省委的工作。”
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裏，陳潭秋對順直省委的工作進行細緻的考察，並於7月11日向中央彙報了順直省委工作的情況。不久，陳潭秋接到了中央給順直省委的來信，接到來信後，陳潭秋很快地與比他先期到達順直的劉少奇同志進行了溝通，並確定了再次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的基本方針。7月22日，在陳潭秋的主持下，順直省委召開擴大會議，劉少奇等人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不僅選舉出新的順直省委，還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8月，陳潭秋回到上海，向中央彙報了巡視順直省委工作的情況。
黨的“六大”召開後，中央決定讓陳潭秋再次來到天津，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領導北方局工作的同時，由中央特派員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惠(後來叛變)以“潭少連”的名義主持北方局的工作。1928年11月13日，陳潭秋到天津後，沿着平漢線到保南、保北地區進行考察，通過調查，陳潭秋髮現這一地區的黨組織的根基還是有的，跟他在省委聽到的彙報有所不同。12月初，陳潭秋結束了調查活動，12月11日，陳潭秋詳細地彙報了自己在保定地區考察的情況。
就在陳潭秋到保南保北地區考察的時候，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同志到順直地區巡視。“我父親在回到天津後，聽到周恩來同志要來天津，非常高興，並做好了迎接準備。”陳志遠教授介紹，12月中旬，周恩來同志到達天津，並住在日租界的北洋飯店。
“在周恩來同志到達天津的第二天，我父親就到北洋飯店，兩人見面後，互相介紹了分別後的工作情況。同時，我父親向周恩來同志彙報了順直省委擴大會議的準備情況，並決定在12月下旬召開順直省委的擴大會議。”1928年12月下旬，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在天津法租界西開教堂後的大吉里開幕。周恩來傳達了“六大”的精神，陳潭秋就順直黨的工作狀況和目前的任務做了報告。在這次會議上，陳潭秋當選爲順直省委的宣傳部長。
“我父親在順直省委期間，曾經創辦了順直省委的內部刊物，定名爲《出路》。這本刊物在當時對順直黨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我父親爲這本刊物寫了發刊詞。”據陳志遠教授介紹，在《出路》的第二期，發表了周恩來和劉少奇的文章，直到1929年8月，被迫停刊，共出刊13期。1929年7月中旬，陳潭秋接到中央指示，回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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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在周恩來、劉少奇、陳潭秋等人主持下，
中共順直省委在老西開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油畫）。 |
“父親帶我走上史學路”
“我之所以選擇了從事歷史學研究，還是受到了父親喜歡歷史的影響，雖然我沒有見過父親，但親人常常跟我提起父親生前的事情。尤其是我的伯父，不但把我父親母親的革命事蹟講給我聽，還告訴我一個影響我一生的事情，那就是父親曾經在蘇聯期間參與翻譯過《聯共(布)黨史》，而且對歷史研究非常感興趣，當時我就希望能夠像父親那樣在歷史學方面有所成就。”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雖然陳志遠教授是從事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但他本人卻在很長的時間裏，沒有撰寫過關於陳潭秋烈士的文章。陳教授在南開大學攻讀本科期間，《少年報》曾經約他寫一些關於陳潭秋烈士的紀念文章，但被他婉言謝絕了，“在我的心中，對父親母親一直很崇敬，但我不願意談起父母怕引起傷感。”直到1980年在湖南參加學術討論會之後，路過家鄉時，他纔開始收集了一些關於陳潭秋烈士的資料，並對父親和母親的革命歷程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尤其令陳志遠教授感動的是，直到今天，人們仍然關注着陳潭秋烈士。“很長一段時間，我經常接到江西一位收藏家的來信，在信中，他常常把他發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糧票原件和複印件給我，因爲我父親當時擔任糧食人民委員，因此，在糧票上有中華蘇維埃主席和我父親的名字。”
陳志遠教授曾經多次到父親革命過的地方瞻仰，在新疆烏魯木齊市陳潭秋工作過的辦公室書架上，陳志遠教授看到了有許多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書籍，更加印證了陳潭秋烈士對歷史的愛好，也堅定了陳志遠教授史學研究的信念。作爲中國現代史專家，陳志遠教授撰寫了多部有影響的專著，但依然沒有去寫自己的父親，他認爲，他父親與那個年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才成長爲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羣體的一部分，而他作爲史學研究者，應該研究的是那個先進的羣體。（記者 張博）
陳潭秋在天津
1928年6月29日，抵達天津；
1928年7月7日，與順直省委取得聯繫；
1928年7月9日，參加順直省委常委會議；
1928年7月11日，向中央報告《關於順直黨的現狀》；
1928年7月22日，主持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
1928年8月，離開天津回上海；
1928年10月13日，第二次到天津，巡視順直省委的工作；
1928年11月8日，向中共中央寫了第二次巡視順直省委工作報告；
1928年11月17日，致信中央，要求改組順直省委；
1928年11月，主持創辦順直省委內部刊物《出路》；
1928年12月中旬，在天津與周恩來見面；
1928年12月下旬，與劉少奇輪流主持順直省委擴大會議；
1929年7月中旬，調離順直省委，到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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